第599章 北大开学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在四院国会街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师生2000多人出席。胡适穿长袍马褂主持会议,并作开学讲话,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和宏伟抱负。他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北大48年的历史,缅怀了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方针和业绩,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北大办成一个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一流大学,使它成为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
他说:“自由是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的,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一精神,但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活动,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不要干扰学校……党派不要在北大活动,不要毁了北大,毁了这一个再过多少年都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很明显他是既反对国民党当局在校内设立区党部,干预北大校政,也反对其他政党像在西南联大那样搞学生运动。
讲话的最后,他言道:“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句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愚’。
胡适当校长非常民主开明,“他的办公室,采公开政策,教授随时可以进去,不必有预约。凡是进去的人,工友照例倒一杯茶,送上热手巾,然后随便谈天”。
他常对人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图书馆。他在任期间也要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一座礼堂。后来胡适正式提出此议,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商谈,积极为此事筹措经费。可惜由于局势动荡,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当了校长之后,仍念念不忘《水经注》各种版本的收集,因为他自己的宣传、加上朋友的帮助,不久,他便在在北平收集到20种《水经注》本子。此外,还抽空到藏书家傅增湘处借阅《水经注》。
他到南京参加会议会或出差。总要到中央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查阅《水经注》。在收集和翻阅了很多《水经注》之后,开始对各本进行校对比勘。到1947年2月18日,写出了《水经注〉本子简目》,其收集、过目的《水经注》本子已经有60种之多。
当然,这为后话。
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教授,便几次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
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政治系主任钱端升等也多次发声,鼓励师生高举“五四”民主、科学大旗,坚持北大的光荣传统,捍卫自由民主。
为了回应师生们的要求,胡适重申,在他任内,允许校内的讲课、选课自由,师生在校内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学校不予干涉。
这个许诺得到了实现。教授有讲课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旁听的自由,课堂对外开放,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许德珩教授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樊弘教授开《资本论》,吴恩裕教授开《共产党宣言》。北大校园里顿时呈现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情景。
学生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仅在沙滩文、理、法学院就建立了30多个,会员有近千人。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竞选产生,自行决定一切活动,北大当局不予干涉,社团、自治会可自由出版壁报刊物。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由读书,自由讨论各种学术、政治观点的场所,呈现出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景象。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三个多月时,发生了极为棘手的事情。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大兵侮辱,引起国人的愤怒。12月30日,全北平大中学校1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游行,高喊“严惩美军凶手”,“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声援。
当时胡适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2月30日才回到北平。
北平记者问胡适对美军强奸女生的看法,胡适表示,自己和北大的教授、学生一样,非常愤慨。学生的集会游行抗议都无不可,但是罢课还是有欠妥当。记者又问,学生提出美军退出中国,胡校长同意吗?胡适回答,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政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胡适回北平后,一方面尽力安抚学生,劝说他们不要上街游行,一方面安排聘请赵凤阶、燕树棠等人作为沈崇的法律顾问,进行援助。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此案时,胡适不顾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劝阻,出席审判会。当军事法庭在强有力的证词证据面前不得不宣判皮尔逊犯了“强奸罪”时,胡适同在场的人握手祝贺。后来,美国海军部取消皮尔逊的强奸罪,胡适表示很失望。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学生生活分为两种情况:原在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同学,继续享受“贷金”(称贷金,贷而不还,实际上是发的伙食费),这一部分同学的食堂吃的较好,主食吃大米、白面。原在北平读书,由临时大学分配到北大的同学,生活清苦,没有“贷金”待遇,交不起昂贵的伙食费,大多在贫寒食堂吃饭,天天吃窝窝头。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诽言,分裂同学,制造“黄白矛盾”。对此,原西南联大的同学推出胡邦定为代表,主动团结原临时大学的同学,共同组成代表团,在1946年10月中旬向胡适请愿。陈述原临大的同学生活清苦,要求北大对同学同等待遇,凡是北大同学都享受“贷金”。
胡适静听了代表的陈述,对代表们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作主,要同北大有关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
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
1947年初,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先后让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
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如果出来当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那样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他在给王世杰的回信中也说,自己坚辞不就的“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胡适还表示不愿在此时放弃北大,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
1947年3月6日,胡适飞到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并忙中偷闲,借阅了商务印书馆藏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3月13日,胡适又到达南京。当天晚上,蒋介石请胡适吃饭,胡适说明自己不想当官的理由,希望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
蒋介石最后说,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很高兴,总算松了口气,出来之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实际上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此事到此并未结束。当时北大的教授也不希望胡适离开北大从政,或者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府委员。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如果兼任国府委员,“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三位教授还强调了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
最后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说情,蒋介石才作罢。4月18日,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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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由是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的,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一精神,但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活动,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不要干扰学校……党派不要在北大活动,不要毁了北大,毁了这一个再过多少年都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很明显他是既反对国民党当局在校内设立区党部,干预北大校政,也反对其他政党像在西南联大那样搞学生运动。
讲话的最后,他言道:“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句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愚’。
胡适当校长非常民主开明,“他的办公室,采公开政策,教授随时可以进去,不必有预约。凡是进去的人,工友照例倒一杯茶,送上热手巾,然后随便谈天”。
他常对人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图书馆。他在任期间也要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一座礼堂。后来胡适正式提出此议,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商谈,积极为此事筹措经费。可惜由于局势动荡,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当了校长之后,仍念念不忘《水经注》各种版本的收集,因为他自己的宣传、加上朋友的帮助,不久,他便在在北平收集到20种《水经注》本子。此外,还抽空到藏书家傅增湘处借阅《水经注》。
他到南京参加会议会或出差。总要到中央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查阅《水经注》。在收集和翻阅了很多《水经注》之后,开始对各本进行校对比勘。到1947年2月18日,写出了《水经注〉本子简目》,其收集、过目的《水经注》本子已经有60种之多。
当然,这为后话。
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教授,便几次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
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政治系主任钱端升等也多次发声,鼓励师生高举“五四”民主、科学大旗,坚持北大的光荣传统,捍卫自由民主。
为了回应师生们的要求,胡适重申,在他任内,允许校内的讲课、选课自由,师生在校内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学校不予干涉。
这个许诺得到了实现。教授有讲课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旁听的自由,课堂对外开放,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许德珩教授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樊弘教授开《资本论》,吴恩裕教授开《共产党宣言》。北大校园里顿时呈现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情景。
学生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仅在沙滩文、理、法学院就建立了30多个,会员有近千人。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竞选产生,自行决定一切活动,北大当局不予干涉,社团、自治会可自由出版壁报刊物。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由读书,自由讨论各种学术、政治观点的场所,呈现出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景象。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三个多月时,发生了极为棘手的事情。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大兵侮辱,引起国人的愤怒。12月30日,全北平大中学校1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游行,高喊“严惩美军凶手”,“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声援。
当时胡适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2月30日才回到北平。
北平记者问胡适对美军强奸女生的看法,胡适表示,自己和北大的教授、学生一样,非常愤慨。学生的集会游行抗议都无不可,但是罢课还是有欠妥当。记者又问,学生提出美军退出中国,胡校长同意吗?胡适回答,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政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胡适回北平后,一方面尽力安抚学生,劝说他们不要上街游行,一方面安排聘请赵凤阶、燕树棠等人作为沈崇的法律顾问,进行援助。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此案时,胡适不顾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劝阻,出席审判会。当军事法庭在强有力的证词证据面前不得不宣判皮尔逊犯了“强奸罪”时,胡适同在场的人握手祝贺。后来,美国海军部取消皮尔逊的强奸罪,胡适表示很失望。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学生生活分为两种情况:原在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同学,继续享受“贷金”(称贷金,贷而不还,实际上是发的伙食费),这一部分同学的食堂吃的较好,主食吃大米、白面。原在北平读书,由临时大学分配到北大的同学,生活清苦,没有“贷金”待遇,交不起昂贵的伙食费,大多在贫寒食堂吃饭,天天吃窝窝头。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诽言,分裂同学,制造“黄白矛盾”。对此,原西南联大的同学推出胡邦定为代表,主动团结原临时大学的同学,共同组成代表团,在1946年10月中旬向胡适请愿。陈述原临大的同学生活清苦,要求北大对同学同等待遇,凡是北大同学都享受“贷金”。
胡适静听了代表的陈述,对代表们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作主,要同北大有关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
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
1947年初,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先后让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
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如果出来当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那样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他在给王世杰的回信中也说,自己坚辞不就的“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胡适还表示不愿在此时放弃北大,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
1947年3月6日,胡适飞到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并忙中偷闲,借阅了商务印书馆藏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3月13日,胡适又到达南京。当天晚上,蒋介石请胡适吃饭,胡适说明自己不想当官的理由,希望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
蒋介石最后说,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很高兴,总算松了口气,出来之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实际上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此事到此并未结束。当时北大的教授也不希望胡适离开北大从政,或者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府委员。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如果兼任国府委员,“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三位教授还强调了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
最后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说情,蒋介石才作罢。4月18日,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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