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8章 校友签名致敬
在校友们热烈的掌声中,胡适开始讲话了。他首先表示:谢谢校友的盛意。接着说:许多校友恭维他,说他有什么什么功,他绝对否认。并且不是谦逊,确是事实。下面就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会场里,时常发出入神的笑声。除了这笑声以外,便是一片肃静,只有胡适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说到自己出国经历,胡适说:“抗战期间,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协谈话时,傅先生主张,叫我出国去工作。我当时拒绝,因为我的确没有那种能力,不敢出国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坚决劝我,他说他有这样愿望,在这国家多难的时候,国家叫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不推诿。他说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哭出来,哭得我没有办法。他这一哭,把我哭得出国去充军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国的目的,不过是随便考察考察。哪知后来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国去作外交的事情。这一下,整整四年。这四年的大使,可以说是毫无成绩,从来没有由我签订过一次条约,也从来没有经我借过一次款。所谓毫无成绩,绝对不是谦逊。因为,那时的世界局势里,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劳。那时的局面的大变动,纯然是整个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时,作事的人,不能存着立功的思想,否则就对不起国家。我在那时,也只是想说真话,说说负责任的话。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民族。在那个大历史的局面里,如果说某人有功,我们绝对不要相信。”
说到“五四”运动,胡适言道;“常有人说:胡适之提倡五四运动等等的话,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仅是我,连陈独秀在家里,也不知道外边有了烧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家里。正在从事欢迎美国杜威先生的工作。当天,一点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报,那时的上海报纸,没有北平专电。后来有人敲门,是时事新报的记者。他说:昨天北平出了大乱子,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呀。后来,又细打听,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有人说:‘胡适之、陈独秀,提倡五四运动’,那是绝无其事的。但是,那时,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外交胜利。‘五四’的开会游行,既无人主使,也没有人提倡领导,完全是自然出动。这种精神的可贵,就在于此。我后来曾把这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将来在学生运动史上,该要有正确的结论。”
说到了北大,这无疑是胡适讲话的重点;“今天因为天气热,我不多说。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学校,希望能成为最好的大学。不过在目前,没有一个学校不感到困难。所谓理想的大学,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历史,不是后人的鼓吹歌颂所能改好的。我们只有认请环境,认请使命去努力。
“所谓领袖人才,是由哪里产生的呢?以前差不多产生于贵族社会。而在民主政治里,大部是从大学里挑选人才。几千年来,有所谓科举。在二千多年里,维系人心,为国家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高等学校就应该担起这种责任,造成领袖人才。这个任务,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时常想:我们中国,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就是我们北大,也还差两年,才够五十年。”
“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国际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后来因为不够,又来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里,科学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差不多,一切都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能坐第五把交椅的,只有中国一国。虽然,不在四强之列。
“在这个现情势下,我们若再不进取,那真不知将要怎样。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学术方面。我向来很注重事实。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这是我们的大弱点,也是我们的大羞耻。
“及至我到外国一看,我才知道,大学是可以迎头赶上的。只要有决心,只要政府有钱,肯花钱,肯努力,我们绝对可以迎头赶上。
“牛津大学,开创于一八九一年。后来,由煤油大王把这破烂的大学整顿起来,办到现在。五十五年,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头等大学。坎尼弗尼亚工科研究院,在以前,从未听见过有这样一个学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学校。
“我们北大,只有这几十年的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国子监,推到太学,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于汉朝,推到纪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那样推,也没有办法。但是,学校的年头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要大学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只要政府有决心,以及政府社会人士给钱,那么,我相信,再过十年,北京大学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对于本校,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我的这种乐观,是有根据的。我谨答谢大家对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帮忙,无论校内也好,校外也好,我们一致努力,设法在十年内,把北大给成就起来。那么,在十年后,我们再会面谈话的时候,或者可以有点成绩,报告给大家。”
胡适讲完后,校友们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适下去坐下后,又站起来说:“我还有两句话”。
他指着身旁的冯友兰先生说:“冯先生是我们最老的校友。再过几天,就要到美国讲学去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冯先生和我们谈一谈,并且借此给冯先生送行。”
冯友兰在全场欢迎声中走上台,满腮的胡须,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说:“北大最幸运,因为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增添了些设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里,有三句话是:‘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我已看了清华,恐怕要恢复,还需要几年。北大在物质上,增加了不少机器图书,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长,前途自可乐观。我在昆明时,有几个朋友在一块,就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北大。那时就想:谁能继续。大家都猜说:胡适之先生可能。后来发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说: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为北大,庆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说:对北大很乐观。我这人,平常也是很乐观的。有人说我‘心气和平,遇事乐观’。我对于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北平教授,每人家里的书拿出来,差不多都比它多。一个教授家里的书,拿到昆明,可开一个图书馆。若是看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书摊的规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冯友兰讲完话后,由校友会代表,向胡适献签名书。
签名书的开端,写着这样的话:“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胡校长,对距七七事变已九年,距敌人投降之日将一年,距母校复员之开始方数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后到达北平,学生多数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归来,国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觉欣然。先生在抗战期间,远秉使节,为国宣勤。今来长校政,承蔡故校长之遗绪,发扬北大之精神。此不仅为母校之幸,亦为中国学术界之光。校友等集会于此,一致向先生献其诚意之敬。爰签名于后,以供留念。”
下面,是二百多人签名,第一名是“冯友兰”。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原为第四,后列第五的状况。胡适曾在先前北大校内茶话会中也提到过,主要是指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评选之事。常任理事国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二战盟国的五大战胜国。最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战后“四大警察国家”,即美、苏、英、中,后来在英国坚持下,又增加了法国。胡适本人于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从“四大警察国家”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谈判历程,胡适曾亲身经历,所以记忆深刻。也因之对中国因国力不济而导致的国际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归国之后,在公开场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大会上,与胡适学术观点相左,终生的“论敌”冯友兰。作为北大资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且在会上对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高度评价大加肯定。而胡适同样对冯友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学术观点是一回事,个人间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让人不能不对这些学问大家的人品和胸怀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欢迎大会之后,胡适还担任过北平首个“八一五”胜利日庆祝晚会主.席。主持会议欢送蒋梦麟、傅斯年离任北大等诸多活动。
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个学院。9月20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
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适自兼中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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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己出国经历,胡适说:“抗战期间,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协谈话时,傅先生主张,叫我出国去工作。我当时拒绝,因为我的确没有那种能力,不敢出国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坚决劝我,他说他有这样愿望,在这国家多难的时候,国家叫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不推诿。他说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哭出来,哭得我没有办法。他这一哭,把我哭得出国去充军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国的目的,不过是随便考察考察。哪知后来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国去作外交的事情。这一下,整整四年。这四年的大使,可以说是毫无成绩,从来没有由我签订过一次条约,也从来没有经我借过一次款。所谓毫无成绩,绝对不是谦逊。因为,那时的世界局势里,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劳。那时的局面的大变动,纯然是整个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时,作事的人,不能存着立功的思想,否则就对不起国家。我在那时,也只是想说真话,说说负责任的话。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民族。在那个大历史的局面里,如果说某人有功,我们绝对不要相信。”
说到“五四”运动,胡适言道;“常有人说:胡适之提倡五四运动等等的话,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仅是我,连陈独秀在家里,也不知道外边有了烧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家里。正在从事欢迎美国杜威先生的工作。当天,一点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报,那时的上海报纸,没有北平专电。后来有人敲门,是时事新报的记者。他说:昨天北平出了大乱子,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呀。后来,又细打听,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有人说:‘胡适之、陈独秀,提倡五四运动’,那是绝无其事的。但是,那时,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外交胜利。‘五四’的开会游行,既无人主使,也没有人提倡领导,完全是自然出动。这种精神的可贵,就在于此。我后来曾把这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将来在学生运动史上,该要有正确的结论。”
说到了北大,这无疑是胡适讲话的重点;“今天因为天气热,我不多说。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学校,希望能成为最好的大学。不过在目前,没有一个学校不感到困难。所谓理想的大学,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历史,不是后人的鼓吹歌颂所能改好的。我们只有认请环境,认请使命去努力。
“所谓领袖人才,是由哪里产生的呢?以前差不多产生于贵族社会。而在民主政治里,大部是从大学里挑选人才。几千年来,有所谓科举。在二千多年里,维系人心,为国家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高等学校就应该担起这种责任,造成领袖人才。这个任务,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时常想:我们中国,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就是我们北大,也还差两年,才够五十年。”
“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国际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后来因为不够,又来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里,科学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差不多,一切都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能坐第五把交椅的,只有中国一国。虽然,不在四强之列。
“在这个现情势下,我们若再不进取,那真不知将要怎样。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学术方面。我向来很注重事实。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这是我们的大弱点,也是我们的大羞耻。
“及至我到外国一看,我才知道,大学是可以迎头赶上的。只要有决心,只要政府有钱,肯花钱,肯努力,我们绝对可以迎头赶上。
“牛津大学,开创于一八九一年。后来,由煤油大王把这破烂的大学整顿起来,办到现在。五十五年,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头等大学。坎尼弗尼亚工科研究院,在以前,从未听见过有这样一个学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学校。
“我们北大,只有这几十年的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国子监,推到太学,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于汉朝,推到纪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那样推,也没有办法。但是,学校的年头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要大学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只要政府有决心,以及政府社会人士给钱,那么,我相信,再过十年,北京大学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对于本校,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我的这种乐观,是有根据的。我谨答谢大家对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帮忙,无论校内也好,校外也好,我们一致努力,设法在十年内,把北大给成就起来。那么,在十年后,我们再会面谈话的时候,或者可以有点成绩,报告给大家。”
胡适讲完后,校友们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适下去坐下后,又站起来说:“我还有两句话”。
他指着身旁的冯友兰先生说:“冯先生是我们最老的校友。再过几天,就要到美国讲学去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冯先生和我们谈一谈,并且借此给冯先生送行。”
冯友兰在全场欢迎声中走上台,满腮的胡须,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说:“北大最幸运,因为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增添了些设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里,有三句话是:‘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我已看了清华,恐怕要恢复,还需要几年。北大在物质上,增加了不少机器图书,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长,前途自可乐观。我在昆明时,有几个朋友在一块,就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北大。那时就想:谁能继续。大家都猜说:胡适之先生可能。后来发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说: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为北大,庆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说:对北大很乐观。我这人,平常也是很乐观的。有人说我‘心气和平,遇事乐观’。我对于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北平教授,每人家里的书拿出来,差不多都比它多。一个教授家里的书,拿到昆明,可开一个图书馆。若是看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书摊的规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冯友兰讲完话后,由校友会代表,向胡适献签名书。
签名书的开端,写着这样的话:“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胡校长,对距七七事变已九年,距敌人投降之日将一年,距母校复员之开始方数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后到达北平,学生多数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归来,国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觉欣然。先生在抗战期间,远秉使节,为国宣勤。今来长校政,承蔡故校长之遗绪,发扬北大之精神。此不仅为母校之幸,亦为中国学术界之光。校友等集会于此,一致向先生献其诚意之敬。爰签名于后,以供留念。”
下面,是二百多人签名,第一名是“冯友兰”。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原为第四,后列第五的状况。胡适曾在先前北大校内茶话会中也提到过,主要是指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评选之事。常任理事国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二战盟国的五大战胜国。最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战后“四大警察国家”,即美、苏、英、中,后来在英国坚持下,又增加了法国。胡适本人于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从“四大警察国家”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谈判历程,胡适曾亲身经历,所以记忆深刻。也因之对中国因国力不济而导致的国际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归国之后,在公开场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大会上,与胡适学术观点相左,终生的“论敌”冯友兰。作为北大资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且在会上对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高度评价大加肯定。而胡适同样对冯友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学术观点是一回事,个人间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让人不能不对这些学问大家的人品和胸怀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欢迎大会之后,胡适还担任过北平首个“八一五”胜利日庆祝晚会主.席。主持会议欢送蒋梦麟、傅斯年离任北大等诸多活动。
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个学院。9月20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
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适自兼中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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