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6章 回到北平
1944年秋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
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共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4月25日,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胡适因为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枚。
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1944年6月21日,胡适曾给杨联陞去信,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去北大教书。1945年9月26日,胡适又给邓嗣禹写信,希望他到北大教历史。胡适还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后因钱学森一时无法脱身而作罢。
此外,胡适还帮助在英国治疗眼疾的陈寅恪,请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的专家会诊陈寅恪的诊断书。
当知道已经无法医治时,胡适感到非常遗憾和悲伤,他在日记中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胡适还托人给陈寅恪带去1000美元汇票。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胡适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在此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6年4月,胡适开始收拾书籍、手稿和行李,做归国的准备。5月2日,胡适突然心脏病复发,幸好不甚严重,但归期不得不稍作推迟。
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八年零八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7月4日船到吴淞口外,“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胡适感慨:“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7月5日晚,胡适到达上海,其子胡祖望等人来接。23时,胡适终于见到分别九年的妻子江冬秀。
他在南京、上海逗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
7月29日晨七时三十分,胡适由上海乘机飞往北平。当天下午一时左右,胡适携其长子胡祖望飞抵北平。
当天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来机场欢迎者众多,李德邻主任、萧一山、吴铸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锡予、召亭、华炽、素莹诸君。”他为之感叹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此刻,九年海外公务生涯暂歇,重新回归国内文教事业之中的胡适,感慨万千。
无论是作为身兼著名学者与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是作为将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注定要成为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点人物。
从他走下飞机,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开始,各种新闻报道就接踵而至。
下午五点钟,胡适在东昌胡同一号中央研究院,接见记者。
此时,他已经换上了一件蓝灰色的长衫,轻轻地摇着折扇,完全恢复了九年前的恬静姿态。
他首先向记者们说起这几年来的经过:“二十六年‘七七’后一日,我乘车到牯岭去开会。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飞往美国……”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适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适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傅斯年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胡适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适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胡适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适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还有人问胡适,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女记者?
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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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共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4月25日,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胡适因为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枚。
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1944年6月21日,胡适曾给杨联陞去信,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去北大教书。1945年9月26日,胡适又给邓嗣禹写信,希望他到北大教历史。胡适还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后因钱学森一时无法脱身而作罢。
此外,胡适还帮助在英国治疗眼疾的陈寅恪,请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的专家会诊陈寅恪的诊断书。
当知道已经无法医治时,胡适感到非常遗憾和悲伤,他在日记中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胡适还托人给陈寅恪带去1000美元汇票。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胡适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在此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6年4月,胡适开始收拾书籍、手稿和行李,做归国的准备。5月2日,胡适突然心脏病复发,幸好不甚严重,但归期不得不稍作推迟。
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八年零八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7月4日船到吴淞口外,“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胡适感慨:“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7月5日晚,胡适到达上海,其子胡祖望等人来接。23时,胡适终于见到分别九年的妻子江冬秀。
他在南京、上海逗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
7月29日晨七时三十分,胡适由上海乘机飞往北平。当天下午一时左右,胡适携其长子胡祖望飞抵北平。
当天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来机场欢迎者众多,李德邻主任、萧一山、吴铸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锡予、召亭、华炽、素莹诸君。”他为之感叹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此刻,九年海外公务生涯暂歇,重新回归国内文教事业之中的胡适,感慨万千。
无论是作为身兼著名学者与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是作为将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注定要成为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点人物。
从他走下飞机,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开始,各种新闻报道就接踵而至。
下午五点钟,胡适在东昌胡同一号中央研究院,接见记者。
此时,他已经换上了一件蓝灰色的长衫,轻轻地摇着折扇,完全恢复了九年前的恬静姿态。
他首先向记者们说起这几年来的经过:“二十六年‘七七’后一日,我乘车到牯岭去开会。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飞往美国……”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适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适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傅斯年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胡适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适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胡适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适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还有人问胡适,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女记者?
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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