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5章 回归做学问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
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
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
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
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但胡适一直认为,国与国相处也和人与人相处一样,都需要宽大的胸怀,都需要对替对方着想,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另外,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常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比如,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是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的,尽管胡适说得是事实,尽管蒋介石得罪不起美国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适身上。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卸任之后,美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纷纷邀请胡适。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教书,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
胡适在是年12月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诸人的长信中说:“我常说,我一生走好运,最幸运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得七年的读书。(2)国民革命,我又不在国内,后来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机会写我的文学史第一册及两汉思想史的长编。(3)抗战最初五年,我得一机会为国家服务,大病而不死。(4)今得脱离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
于是,胡适安下心来,开始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计划首先重写两汉三国部分,用书方面主要托此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代为借阅。
1943年1月30日,胡适拿到了5000张新印制的每页200字的稿纸,可以写100万字,胡适很高兴。
2月4日凌晨,胡适写成六年来第一篇中文考证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兴。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变》。易学著作。汉焦延寿撰,十六卷,是西汉众多易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则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词,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作者依据圣人观象作《易》,观象系《易》的原则,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无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来解释《易》理,作者在观象系《易》的时候正覆象并用。
关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来大多认为是焦延寿。胡适在《〈易林〉考》中,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经过考证,认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这是个至今仍争论很大的问题,胡适可谓一家之说。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不能随便标记、校勘或注释,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适从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包括《百子全书》、《群书拾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来,久困书荒的胡适忽然想起好友赵元任有一套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给赵元任,愿意出钱购买。没想到同样嗜书如命的赵元任竟爽快地答应了。1
1943年4月19日,赵元任的《四部丛刊》被邮寄到胡适纽约的寓所,胡适欣喜万分,打电报给赵元任说:“Ifeela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适在日记中说:“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
手头的书有了一定积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帮助,胡适基本可以安心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了。但是没过多久,胡适收到王重民寄来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适的“考据癖”和为乡贤戴震打抱不平的强烈愿望,《中国思想史》的续写再度被搁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对王重民此文不甚满意。王重民此文所说“戴赵全赵两公案”是指清代关于《水经注》“戴震偷赵清,赵戴皆偷全祖望”的学术公案。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也许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了“《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200多万字。同样,胡适在美期间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时间胡适写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内容是讨论《水经注》和委托王重民代为借阅相关书籍。此外,胡适还托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帮忙找书。
1946年1月14日,胡适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自己这几年的“《水经注》案”作了总结,说他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并参考明、清四百年的郦学成绩,“始知前辈诸公都不曾用充分时间比勘这五六百万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杀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适还从1944年11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讲了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
虽然身处海外,远离战争,但胡适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44年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内局势危急。胡适写信给美国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国朋友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支援。
12月17日,胡适与张伯苓等实业、教育、文化界领袖21人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并采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适在当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开心地说:“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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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
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
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
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
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但胡适一直认为,国与国相处也和人与人相处一样,都需要宽大的胸怀,都需要对替对方着想,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另外,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常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比如,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是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的,尽管胡适说得是事实,尽管蒋介石得罪不起美国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适身上。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卸任之后,美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纷纷邀请胡适。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教书,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
胡适在是年12月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诸人的长信中说:“我常说,我一生走好运,最幸运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得七年的读书。(2)国民革命,我又不在国内,后来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机会写我的文学史第一册及两汉思想史的长编。(3)抗战最初五年,我得一机会为国家服务,大病而不死。(4)今得脱离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
于是,胡适安下心来,开始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计划首先重写两汉三国部分,用书方面主要托此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代为借阅。
1943年1月30日,胡适拿到了5000张新印制的每页200字的稿纸,可以写100万字,胡适很高兴。
2月4日凌晨,胡适写成六年来第一篇中文考证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兴。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变》。易学著作。汉焦延寿撰,十六卷,是西汉众多易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则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词,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作者依据圣人观象作《易》,观象系《易》的原则,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无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来解释《易》理,作者在观象系《易》的时候正覆象并用。
关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来大多认为是焦延寿。胡适在《〈易林〉考》中,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经过考证,认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这是个至今仍争论很大的问题,胡适可谓一家之说。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不能随便标记、校勘或注释,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适从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包括《百子全书》、《群书拾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来,久困书荒的胡适忽然想起好友赵元任有一套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给赵元任,愿意出钱购买。没想到同样嗜书如命的赵元任竟爽快地答应了。1
1943年4月19日,赵元任的《四部丛刊》被邮寄到胡适纽约的寓所,胡适欣喜万分,打电报给赵元任说:“Ifeela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适在日记中说:“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
手头的书有了一定积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帮助,胡适基本可以安心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了。但是没过多久,胡适收到王重民寄来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适的“考据癖”和为乡贤戴震打抱不平的强烈愿望,《中国思想史》的续写再度被搁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对王重民此文不甚满意。王重民此文所说“戴赵全赵两公案”是指清代关于《水经注》“戴震偷赵清,赵戴皆偷全祖望”的学术公案。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也许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了“《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200多万字。同样,胡适在美期间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时间胡适写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内容是讨论《水经注》和委托王重民代为借阅相关书籍。此外,胡适还托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帮忙找书。
1946年1月14日,胡适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自己这几年的“《水经注》案”作了总结,说他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并参考明、清四百年的郦学成绩,“始知前辈诸公都不曾用充分时间比勘这五六百万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杀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适还从1944年11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讲了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
虽然身处海外,远离战争,但胡适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44年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内局势危急。胡适写信给美国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国朋友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支援。
12月17日,胡适与张伯苓等实业、教育、文化界领袖21人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并采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适在当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开心地说:“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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