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 离开
澄衷学堂一年半的求学生活,给了胡适如此丰厚的人生奖赏,让胡适萦念于心,不尽感激。成名之后,他曾两次撰文,亲切回顾在澄衷的学习生活,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先后三次回母校视察、演讲,其温厚谦和的形象、睿智深邃的思想,深深烙印在澄衷师生的心中。
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
但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同样没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没等到毕业,他便愤然离开了。
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
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长、总教长、校长。前边提到过,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可以说胡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很容易就进入了澄衷学堂。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他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长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
“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
“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是良好。而从胡适在学校的境况可知,白振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适也是很看重,很支持的。
但是,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而胡适呢,在“澄衷”的一年半期间,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强烈震与冲击。在追随新潮的波浪里,胡适的独立意识与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张扬。具体表现是,他当班长,坚持己见,行使独立权利,时时要与校方冲突抗争。
毫无疑问,这便为二人的关系留下了隐患。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
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
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
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
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1906年7月16日,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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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
但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同样没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没等到毕业,他便愤然离开了。
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
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长、总教长、校长。前边提到过,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可以说胡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很容易就进入了澄衷学堂。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他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长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
“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
“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是良好。而从胡适在学校的境况可知,白振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适也是很看重,很支持的。
但是,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而胡适呢,在“澄衷”的一年半期间,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强烈震与冲击。在追随新潮的波浪里,胡适的独立意识与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张扬。具体表现是,他当班长,坚持己见,行使独立权利,时时要与校方冲突抗争。
毫无疑问,这便为二人的关系留下了隐患。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
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
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
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
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1906年7月16日,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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