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1章 学在“澄衷”
胡适常说,他在“澄衷”求学期间有三个较大的收获:
其一、英文与数学的进步很快。
其二、他小时体弱多病,到上海上学后,注意体育锻炼,他在“梅溪”与“澄衷”期间从来不曾缺脱一堂体育课。虽然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竞技的比赛,但他上体育课总是“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强健。
其三、大胆参加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他在家乡时处于妇女的保护圈中,显得羞怯、文弱、胆小,到上海后逐渐摆脱这种习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为学校各种活动的骨干分子、活跃分子。
胡适特别擅长讲演,是一位出色的讲演大师。他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过讲演。他的讲演能力虽成熟于留美期间,但濫觞于“澄衷”。生平首次的演讲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胡适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记(《丙午年学界用自治日记》)。该日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100篇澄衷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约占总数的一半。在五个多月中,仅胡适发起或参与的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等近十种。
社团活动自然离不开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记述:“4月13日,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诸位师生就会员出会之法、‘泰否’二字之义、南昌教案事、光学、算术九试法等话题发表演讲,……”
胡适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深得会员好评。
“4月29日,‘自治会’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
之后选举职员,胡适以18票之多被选为会长,其演讲之魅力,可见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了他曾在澄衷“自治会”发表题为“论性”的演说。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赞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之说。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学,不明白地心万有引力和水自会保持水平的原理。认为“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据水无上无下保持水平,却又可上可下的特点,论证了王阳明的“性论”的正确性。胡适的这番演说通俗形象,深入浅出,颇受同学的欢迎。
正是因为澄衷学堂开放的氛围、众多的社团活动,使得胡适有了较多的演讲训练机会,为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演讲大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
作为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虽其在对抗革命党、支持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段祺瑞等事件中,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不满,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呐喊奔波,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可否定;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立宪运动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他所处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老师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
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现在版的全书共二十节。分别为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民气、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
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把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先进的民族,很先进的文化。
由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言道:“他(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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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英文与数学的进步很快。
其二、他小时体弱多病,到上海上学后,注意体育锻炼,他在“梅溪”与“澄衷”期间从来不曾缺脱一堂体育课。虽然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竞技的比赛,但他上体育课总是“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强健。
其三、大胆参加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他在家乡时处于妇女的保护圈中,显得羞怯、文弱、胆小,到上海后逐渐摆脱这种习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为学校各种活动的骨干分子、活跃分子。
胡适特别擅长讲演,是一位出色的讲演大师。他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过讲演。他的讲演能力虽成熟于留美期间,但濫觞于“澄衷”。生平首次的演讲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胡适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记(《丙午年学界用自治日记》)。该日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100篇澄衷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约占总数的一半。在五个多月中,仅胡适发起或参与的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等近十种。
社团活动自然离不开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记述:“4月13日,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诸位师生就会员出会之法、‘泰否’二字之义、南昌教案事、光学、算术九试法等话题发表演讲,……”
胡适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深得会员好评。
“4月29日,‘自治会’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
之后选举职员,胡适以18票之多被选为会长,其演讲之魅力,可见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了他曾在澄衷“自治会”发表题为“论性”的演说。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赞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之说。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学,不明白地心万有引力和水自会保持水平的原理。认为“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据水无上无下保持水平,却又可上可下的特点,论证了王阳明的“性论”的正确性。胡适的这番演说通俗形象,深入浅出,颇受同学的欢迎。
正是因为澄衷学堂开放的氛围、众多的社团活动,使得胡适有了较多的演讲训练机会,为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演讲大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
作为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虽其在对抗革命党、支持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段祺瑞等事件中,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不满,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呐喊奔波,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可否定;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立宪运动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他所处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老师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
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现在版的全书共二十节。分别为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民气、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
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把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先进的民族,很先进的文化。
由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言道:“他(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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