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 事母极孝 割肉救亲
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述中,满满地真知灼见,但直到清末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此,蔡元培很为这二人和他们的著作不平。
他“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仪,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长编,后有园神的正史,以及史记中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典范”。
如果说朱骏声、章学诚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文字和史学等学术范围,而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延到了社会思想方面。
俞正燮(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薪俸并不丰厚,膝下孩子却有很多,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
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
俞正燮一生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独特的生活阅历和他求实的治学态度,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正视社会现实,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著作涉猎广泛,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他的精研详考之列。最可贵的是他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
俞正燮的书,让勤于思考,求知欲正强的蔡元培大受启发。他在晚年称:自十余岁就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50年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觉得有趣得很”。
毫无疑问,俞正燮的书对于蔡元培后来挣脱传统理学的束缚,是十分重要的启蒙。
1885年,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乘坐乌篷船,船行一夜就到了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外边的世界让他处处感觉新鲜,风光秀美的西子湖更让他流连忘返。
考场紧张而深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
蔡元培此次参加科考,纯属是尝试和体验,不中本意料之中事。但这次科考失利,还是促使他做出了一些改变。第二年,他就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
田宝祺,字春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举人。能写意花卉,善古文,工诗。蔡元培的六叔在他家任塾师多年。田氏极赏识蔡元培的才华,所以将他推荐给徐树兰。蔡元培也将田宝祺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以输资为候选知府,被用为道花翎盐运使,此时,他因母病告归。
这是个对蔡元培十分重要的人。光绪二十二年,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并与胞弟徐友兰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农作物良种,开辟种植试验场。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中西学堂,聘请中西教习,聘蔡元培管理学务,开译学、算学、化学等课,培养人才较多。又组织修筑海堤,建西湖闸,设义仓,立救疫局等。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的创办,正处于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消亡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之际,为藏书楼向图书馆的过渡有着划时代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古”与“开今”的主张,适应新学书籍的收藏和宣传,开拓了近代分类体系的新途径,因此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徐树兰病逝后,藏书楼事务由徐尔谷主持,冯一梅编撰并刊行有《古越藏书楼书目》35卷。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该馆1924年停办,现更名为鲁迅图书馆。
当然,这为后话。
这时候的徐树兰,接触了蔡元培几次后,深为蔡元培的才学而打动,并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徐树兰府离蔡元培家很近,所以选择徐家,这是个重要因素。因为蔡元培的母亲这时病得很重,他要就近照看。
蔡元培事母极孝,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这一年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
因为,割肉入药是必须让人知方能有效,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实在是件很蠢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身上。
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
还有一个近乎白话文的版本:“十八岁时,禅师的父亲病重。禅师侍奉床前,父亲病危弥笃之际,禅师说:历来大德都孝心之举,何来我不可?于是先独自僻静室跪于佛前,焚香净身,乞求加持,良久,取刀于正胸自己划开,刀钝再磨,反复几次终于划开。此时刀和身体上都无血,手伸进去,一团极圆的干血(佛菩萨加持)球滚将出来,落在掌心,置于盆中。再伸手进去,将三分之二的肝割了出来。肝在手中如沸水跳动,伤口不能合拢,直冒热气,取腰带裹衣扎紧。肝包在豆腐里钝了,端去父亲病榻前。父亲食过再要,禅师只有好言安慰。不多时,父亲转危为安,直到病愈。”
来果禅师(1881-1953),俗家姓刘,名永理,字福庭。湖北省黄冈县人。出家后,法名妙树,字来果,号净如。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
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
在母亲灵前,蔡元培眼前浮现着慈母生前一幕幕的往事。
晚上,蔡元培在灯下读书,母亲总是陪在身侧,有时见儿子困顿了,便督促其早点歇息,而到翌日又早早喊蔡元培起来读书,说早睡早起,学习的效果更佳。
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早早起来做饭,为儿子收拾行装。……
蔡元培在其“自述”中言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讲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切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
“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教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的品性甚大。”
蔡元培深知,母亲对他的希望最大,殷切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光耀门庭。在母亲灵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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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仪,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长编,后有园神的正史,以及史记中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典范”。
如果说朱骏声、章学诚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文字和史学等学术范围,而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延到了社会思想方面。
俞正燮(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薪俸并不丰厚,膝下孩子却有很多,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
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
俞正燮一生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独特的生活阅历和他求实的治学态度,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正视社会现实,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著作涉猎广泛,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他的精研详考之列。最可贵的是他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
俞正燮的书,让勤于思考,求知欲正强的蔡元培大受启发。他在晚年称:自十余岁就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50年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觉得有趣得很”。
毫无疑问,俞正燮的书对于蔡元培后来挣脱传统理学的束缚,是十分重要的启蒙。
1885年,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乘坐乌篷船,船行一夜就到了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外边的世界让他处处感觉新鲜,风光秀美的西子湖更让他流连忘返。
考场紧张而深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
蔡元培此次参加科考,纯属是尝试和体验,不中本意料之中事。但这次科考失利,还是促使他做出了一些改变。第二年,他就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
田宝祺,字春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举人。能写意花卉,善古文,工诗。蔡元培的六叔在他家任塾师多年。田氏极赏识蔡元培的才华,所以将他推荐给徐树兰。蔡元培也将田宝祺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以输资为候选知府,被用为道花翎盐运使,此时,他因母病告归。
这是个对蔡元培十分重要的人。光绪二十二年,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并与胞弟徐友兰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农作物良种,开辟种植试验场。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中西学堂,聘请中西教习,聘蔡元培管理学务,开译学、算学、化学等课,培养人才较多。又组织修筑海堤,建西湖闸,设义仓,立救疫局等。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的创办,正处于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消亡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之际,为藏书楼向图书馆的过渡有着划时代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古”与“开今”的主张,适应新学书籍的收藏和宣传,开拓了近代分类体系的新途径,因此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徐树兰病逝后,藏书楼事务由徐尔谷主持,冯一梅编撰并刊行有《古越藏书楼书目》35卷。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该馆1924年停办,现更名为鲁迅图书馆。
当然,这为后话。
这时候的徐树兰,接触了蔡元培几次后,深为蔡元培的才学而打动,并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徐树兰府离蔡元培家很近,所以选择徐家,这是个重要因素。因为蔡元培的母亲这时病得很重,他要就近照看。
蔡元培事母极孝,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这一年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
因为,割肉入药是必须让人知方能有效,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实在是件很蠢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身上。
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
还有一个近乎白话文的版本:“十八岁时,禅师的父亲病重。禅师侍奉床前,父亲病危弥笃之际,禅师说:历来大德都孝心之举,何来我不可?于是先独自僻静室跪于佛前,焚香净身,乞求加持,良久,取刀于正胸自己划开,刀钝再磨,反复几次终于划开。此时刀和身体上都无血,手伸进去,一团极圆的干血(佛菩萨加持)球滚将出来,落在掌心,置于盆中。再伸手进去,将三分之二的肝割了出来。肝在手中如沸水跳动,伤口不能合拢,直冒热气,取腰带裹衣扎紧。肝包在豆腐里钝了,端去父亲病榻前。父亲食过再要,禅师只有好言安慰。不多时,父亲转危为安,直到病愈。”
来果禅师(1881-1953),俗家姓刘,名永理,字福庭。湖北省黄冈县人。出家后,法名妙树,字来果,号净如。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
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
在母亲灵前,蔡元培眼前浮现着慈母生前一幕幕的往事。
晚上,蔡元培在灯下读书,母亲总是陪在身侧,有时见儿子困顿了,便督促其早点歇息,而到翌日又早早喊蔡元培起来读书,说早睡早起,学习的效果更佳。
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早早起来做饭,为儿子收拾行装。……
蔡元培在其“自述”中言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讲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切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
“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教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的品性甚大。”
蔡元培深知,母亲对他的希望最大,殷切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光耀门庭。在母亲灵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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