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 童子试
一位古代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
年轻人的身上充满激情和潜力,如能得到优秀领路人的指点,则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活力。
带着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领路人,便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善诗词,在绍兴授业讲学。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过,他的科举之路更为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举六年后才成就举子梦,而当蔡元培后来一路高就,他却止步于举人。乃至于后来蔡元培当了京试的阅卷大员后,因有他六叔参见京试而不得不回避,正所谓后来者居上。
蔡铭恩或许是因为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举这条崎岖路上不断往上攀登,小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蔡元培在16岁时,六叔带着他参加童子试,也就是小考。
当时的小考分为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考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考三场。道考正试一场,复考一场。
参加考试之前,六叔见蔡元培特别紧张,就安慰他,说这一次参试,不妨当作一次尝试,一次热身,积累考场经验。不要期望值过高,对结果不必看得过重。
考试的结果,蔡元培果然没能考中,因为六叔提前打了“预防针”,此次失败,对蔡元培打击倒不是很沉重。
其实,这一次,蔡元培对自己的考试应答,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既然名落孙山,他总算见识到了科考的艰难
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岁的时候,六叔又一次带着他参加小考。或许是为了让他放松,或许是免于遭受打击,进考场前六叔又有话在先,说这小考没有个四次五次的是别想过。所以,这一次考完后,蔡元培可是没抱任何希望。没想到,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这一次的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潘峄琴先生,他特别欣赏蔡元培的文笔,给蔡试卷的评语有:“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蔡元培应该是有幸遇到了潘峄琴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
潘峄琴,讳衍桐,广东番禺人,这是个有真才实学且独具慧眼的人。
17岁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见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邻居推崇。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每家有学童七至八人,这应当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
蔡元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想简单的重复自己前辈的教书先生们走过的路。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课外,他还想给学童们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他自己必须懂得多,就必须多读书。所谓,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他阅览无遗。《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大戴礼记》等,这些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他也随意剪读一些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筏》等等。尤其注力于金融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儿,却较少有问津。
随着兴趣的增加和涉猎的广泛,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将他引入专门的学术领域。如他自己所说:“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沽训之学。”
然他最为得意的且深受影响的则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于正變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江苏苏州人,清中后期文字学家。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
嘉庆二十三年中举,官扬州地教谕。他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著作甚多。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等作品。
《说文通训定声》18卷,是第一部声首学书籍。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其它著作如《礼仪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春秋左传识》《离骚补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书古注便读》《春秋三传异文核》《小学识馀》《六书假借经证》《秦汉郡国考》《天算琐记》《经史问答》《岁星表》等。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而后,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一来,《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学诚主持开局编辑《史籍考》。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宿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用余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已趋于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遭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仍坚持著述,直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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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身上充满激情和潜力,如能得到优秀领路人的指点,则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活力。
带着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领路人,便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善诗词,在绍兴授业讲学。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过,他的科举之路更为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举六年后才成就举子梦,而当蔡元培后来一路高就,他却止步于举人。乃至于后来蔡元培当了京试的阅卷大员后,因有他六叔参见京试而不得不回避,正所谓后来者居上。
蔡铭恩或许是因为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举这条崎岖路上不断往上攀登,小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蔡元培在16岁时,六叔带着他参加童子试,也就是小考。
当时的小考分为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考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考三场。道考正试一场,复考一场。
参加考试之前,六叔见蔡元培特别紧张,就安慰他,说这一次参试,不妨当作一次尝试,一次热身,积累考场经验。不要期望值过高,对结果不必看得过重。
考试的结果,蔡元培果然没能考中,因为六叔提前打了“预防针”,此次失败,对蔡元培打击倒不是很沉重。
其实,这一次,蔡元培对自己的考试应答,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既然名落孙山,他总算见识到了科考的艰难
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岁的时候,六叔又一次带着他参加小考。或许是为了让他放松,或许是免于遭受打击,进考场前六叔又有话在先,说这小考没有个四次五次的是别想过。所以,这一次考完后,蔡元培可是没抱任何希望。没想到,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这一次的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潘峄琴先生,他特别欣赏蔡元培的文笔,给蔡试卷的评语有:“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蔡元培应该是有幸遇到了潘峄琴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
潘峄琴,讳衍桐,广东番禺人,这是个有真才实学且独具慧眼的人。
17岁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见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邻居推崇。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每家有学童七至八人,这应当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
蔡元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想简单的重复自己前辈的教书先生们走过的路。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课外,他还想给学童们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他自己必须懂得多,就必须多读书。所谓,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他阅览无遗。《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大戴礼记》等,这些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他也随意剪读一些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筏》等等。尤其注力于金融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儿,却较少有问津。
随着兴趣的增加和涉猎的广泛,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将他引入专门的学术领域。如他自己所说:“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沽训之学。”
然他最为得意的且深受影响的则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于正變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江苏苏州人,清中后期文字学家。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
嘉庆二十三年中举,官扬州地教谕。他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著作甚多。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等作品。
《说文通训定声》18卷,是第一部声首学书籍。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其它著作如《礼仪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春秋左传识》《离骚补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书古注便读》《春秋三传异文核》《小学识馀》《六书假借经证》《秦汉郡国考》《天算琐记》《经史问答》《岁星表》等。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而后,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一来,《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学诚主持开局编辑《史籍考》。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宿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用余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已趋于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遭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仍坚持著述,直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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