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二章 奏章到京师
沈阳城中随着张昭在明面上离开前往开原请海西女真四部首领“喝茶”变得暗流汹涌。
但由于辽东总兵郭令听从陈师爷的劝告,要闹事最少也得等朝廷的处罚下来。因而暗中约束着辽阳军。
些许的怨言、不满暂时都在压制中。
而对于张昭安排的,由定辽后卫指挥使杜声、定辽左卫指挥使江马负责执行,询问辽阳军五千精锐有多少人愿意随张昭出关平叛之事,基本陷入停顿中。
大多数辽阳军都是骂声一片。
“想什么呢?”
“他把郭总兵停职还想要我们辽阳军效力?想都别想。”
“咳咳,别这么说。张大帅总督五镇军务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大多数人不愿意,但还是有小部分人愿意。毕竟,跟着张大帅出关走一趟,未必上得了战场,但是军功、犒赏全部都能拿到。没见宁远军、广宁军上下都欢喜的和过年一样。凭什么要跟着郭总兵一条路走到底啊。
郭总兵有好处不得先顾着定辽前卫?他们和郭总兵也不是休戚与共的一体。张大帅又没有将整个辽阳中、左、前、后卫视为一体。
…
在沈阳城中“争吵”之时,张昭的奏章于四月初一抵达京师。
为什么张昭的奏章这么快就抵达京师。要知道张昭于三月二十六日从辽阳率大军出发,于二十八日抵达百里之外的沈阳城,下令在此休整五日。
而就是昨天,三月三十日张昭才召集众将校,将郭令停职。第二天奏章就抵达京师?
沈阳城距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
其实,真正的情况是,张昭二十八日抵达沈阳城确定韩家的情况后,就将奏章发出去。
三天的时间,公文从沈阳抵达京师属于正常的水平。
张昭的弹劾奏章,在京中自然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张昭的“名人”效应。这个效应不仅仅是大明北直隶街头巷尾的老百姓知道他,还表现在朝堂中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则是奴儿干都司的叛乱引起朝廷的注意。虽然只是小股的叛乱,但历来这种事都是很敏感的。
譬如:大明西南地区经常有土司叛乱,其规模有多大?还不是小的很。但一经确认,朝廷大军就会进剿。
如果正好赶上大明的文官重臣在当地坐镇,那更不消说,必定是大军压上,迅速平叛。
所谓文官重臣就是大明官场的潜规则。大明朝对北虏,在明中期时还是武将主导着军事行动。
譬如平江伯陈锐、保国公朱晖,他们都是配大将军印出征。虽然有文官总督、太监监军随行,但基本的作战方针还是他们说了算。
而在大明的南方,那就是文官主导所有的军事行动。文人不知兵,这确实是普遍情况。但是大明的人口多啊,总会人才辈出。
譬如:弘治年间的秦纮、王轼。接下来还有王琼,王守仁。
这都是历年来大明南方的文官重臣。一旦有兵事,大明朝堂绝对是众口一词,让他们率军出战。而这样的文官重臣,同一时期都只有一个。
像秦纮于弘治十一年辞官,才有王轼冒头。弘治十三年,王轼由南京户部尚书,兼任左副都御史,督贵州军务,灭掉米鲁贼。正德年间的王琼调任兵部尚书之后,他举荐阳明先生领兵。
…
所以,张昭的奏章抵达京师后动静很大。
不管朝堂上的舆论,还是报纸上的舆论,大明京师没有人把建州女真苏护部的叛乱视为心腹大患。
这怎么可能呢?
此时坐镇辽东的可是大明第一名将:新秦伯张昭。而且,他麾下带着新军营三个团。
别说建州女真苏护部叛乱,整个建州女真、外加海西女真叛乱,也就那么回事。
实力更强的朵颜三卫都被新秦伯打得落花流水啊!这是实打实的战功,人人心中有底。
当然,不怕归不怕。反响、议论都还是有的。毕竟,张昭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出兵。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内幕?
自弘治皇帝听从张昭的建议后,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包括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当值的兵科给事中。还有,就是御前会议成员有知情权。
其余人等一概不知。报纸上更别想抄录奏章。只能凭空发挥。
弘治皇帝于第二日特意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商议此事。
御前会议目前固定是在养心殿召开。各种配套的设施、建筑都慢慢的齐全。
随着净鞭三响,弘治皇帝从养心殿后进来,三名阁臣,九卿、五军都督们起身向弘治皇帝行礼。
“臣等参见陛下。”
“众卿免礼。”弘治皇帝高居于御座上,温和的点头。他最近气色略微有些好转。去掉令人望而生畏的早朝,和繁重的政务,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回复。毕竟才三十四岁啊。正在壮年时。
但是,好转的有限。他和张皇后夫妻感情深厚。这时间空下来,有些事情的次数未免频繁了些。
照例是首辅刘健主持会议。刘老大人把情况说了一遍,道:“张昭弹劾新任的辽东总兵郭令,诸公以为如何?”
有时候,弹劾的理由,在大人物们眼中其实并不重要。
当然,这是因为张昭的理由找的非常好:郭令御下不严,造成流放者死亡四十余(能力不足),疑似和关外叛乱有关(不清白),所以请求将他免职。
张昭这个理由找得不好,刘老首辅这会可不会这样问。他会直接批评张昭在瞎来,予以拒绝。
谢迁仪表出众,一声绯袍,“捧场”道:“张昭未免太目无朝廷。朝廷才作出让郭令出任辽东总兵多久?他这就弹劾?”
谢阁老一句话,引起众人无限的遐想。
所谓“朝廷”,在弘治皇帝屡次召开御前会议之后,就是指的在座的诸位。
调原辽东总兵、定西候蒋骥出任大宁总兵是他们这些人共同作出的决定啊。张昭现在去辽东才不到四个月,就准备搞事,推翻这个决定。
这有点嚣张吧?
不得不说,谢阁老的水平确实高,总是能找到非常合适的角度去说服人。
谢公尤侃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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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辽东总兵郭令听从陈师爷的劝告,要闹事最少也得等朝廷的处罚下来。因而暗中约束着辽阳军。
些许的怨言、不满暂时都在压制中。
而对于张昭安排的,由定辽后卫指挥使杜声、定辽左卫指挥使江马负责执行,询问辽阳军五千精锐有多少人愿意随张昭出关平叛之事,基本陷入停顿中。
大多数辽阳军都是骂声一片。
“想什么呢?”
“他把郭总兵停职还想要我们辽阳军效力?想都别想。”
“咳咳,别这么说。张大帅总督五镇军务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大多数人不愿意,但还是有小部分人愿意。毕竟,跟着张大帅出关走一趟,未必上得了战场,但是军功、犒赏全部都能拿到。没见宁远军、广宁军上下都欢喜的和过年一样。凭什么要跟着郭总兵一条路走到底啊。
郭总兵有好处不得先顾着定辽前卫?他们和郭总兵也不是休戚与共的一体。张大帅又没有将整个辽阳中、左、前、后卫视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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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城中“争吵”之时,张昭的奏章于四月初一抵达京师。
为什么张昭的奏章这么快就抵达京师。要知道张昭于三月二十六日从辽阳率大军出发,于二十八日抵达百里之外的沈阳城,下令在此休整五日。
而就是昨天,三月三十日张昭才召集众将校,将郭令停职。第二天奏章就抵达京师?
沈阳城距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
其实,真正的情况是,张昭二十八日抵达沈阳城确定韩家的情况后,就将奏章发出去。
三天的时间,公文从沈阳抵达京师属于正常的水平。
张昭的弹劾奏章,在京中自然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张昭的“名人”效应。这个效应不仅仅是大明北直隶街头巷尾的老百姓知道他,还表现在朝堂中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则是奴儿干都司的叛乱引起朝廷的注意。虽然只是小股的叛乱,但历来这种事都是很敏感的。
譬如:大明西南地区经常有土司叛乱,其规模有多大?还不是小的很。但一经确认,朝廷大军就会进剿。
如果正好赶上大明的文官重臣在当地坐镇,那更不消说,必定是大军压上,迅速平叛。
所谓文官重臣就是大明官场的潜规则。大明朝对北虏,在明中期时还是武将主导着军事行动。
譬如平江伯陈锐、保国公朱晖,他们都是配大将军印出征。虽然有文官总督、太监监军随行,但基本的作战方针还是他们说了算。
而在大明的南方,那就是文官主导所有的军事行动。文人不知兵,这确实是普遍情况。但是大明的人口多啊,总会人才辈出。
譬如:弘治年间的秦纮、王轼。接下来还有王琼,王守仁。
这都是历年来大明南方的文官重臣。一旦有兵事,大明朝堂绝对是众口一词,让他们率军出战。而这样的文官重臣,同一时期都只有一个。
像秦纮于弘治十一年辞官,才有王轼冒头。弘治十三年,王轼由南京户部尚书,兼任左副都御史,督贵州军务,灭掉米鲁贼。正德年间的王琼调任兵部尚书之后,他举荐阳明先生领兵。
…
所以,张昭的奏章抵达京师后动静很大。
不管朝堂上的舆论,还是报纸上的舆论,大明京师没有人把建州女真苏护部的叛乱视为心腹大患。
这怎么可能呢?
此时坐镇辽东的可是大明第一名将:新秦伯张昭。而且,他麾下带着新军营三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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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弘治皇帝听从张昭的建议后,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包括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当值的兵科给事中。还有,就是御前会议成员有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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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转的有限。他和张皇后夫妻感情深厚。这时间空下来,有些事情的次数未免频繁了些。
照例是首辅刘健主持会议。刘老大人把情况说了一遍,道:“张昭弹劾新任的辽东总兵郭令,诸公以为如何?”
有时候,弹劾的理由,在大人物们眼中其实并不重要。
当然,这是因为张昭的理由找的非常好:郭令御下不严,造成流放者死亡四十余(能力不足),疑似和关外叛乱有关(不清白),所以请求将他免职。
张昭这个理由找得不好,刘老首辅这会可不会这样问。他会直接批评张昭在瞎来,予以拒绝。
谢迁仪表出众,一声绯袍,“捧场”道:“张昭未免太目无朝廷。朝廷才作出让郭令出任辽东总兵多久?他这就弹劾?”
谢阁老一句话,引起众人无限的遐想。
所谓“朝廷”,在弘治皇帝屡次召开御前会议之后,就是指的在座的诸位。
调原辽东总兵、定西候蒋骥出任大宁总兵是他们这些人共同作出的决定啊。张昭现在去辽东才不到四个月,就准备搞事,推翻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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