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9)_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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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x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x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省委大院(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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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x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x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省委大院(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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