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打破僵局
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国采取的态度是观望,随后则是根据自己的在华利益采取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干涉。
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欢迎的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其报道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向全世界表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列强支持袁世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一八八七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并聘为驻中国记者,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个英国人在伦敦病逝了,他曾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并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勋章。
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但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他病重之际,依然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他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生中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的照片,为那段时光的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他就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
这是个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他。
当然,列强的态度,最主要的还是受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所驱使。正如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在同文照会中所说:“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
“南北议和”在第二次会议后陷入了僵局,南方所坚持的以“共和”为基点成了过不去的坎。
唐绍仪心里比谁都急,他和南方代表一样都渴望共和,渴望国家免于战乱。
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他更知道袁世凯的难处。
一个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怎么能赞成共和呢?更何况还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
怎么才能破解这个难题?
唐绍仪经过一番苦死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召开由各省派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
唐绍仪很高兴,他觉得,国民议会肯定会支持共和。这样,袁世凯也就有了民意的台阶。
唐绍仪首先发电请示袁世凯。
从各方面传来的信息看,袁世凯已经知道大总统的宝座肯定不会旁落了。
因为国体受阻,袁世凯也很焦急。他虽然每天言必称“世受国恩,忠君报国”,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让他自己说出背叛朝廷的话,也真说不出口。
欺负一个孤儿寡母,太让人看不下去了。如果由国民议会来决定,这就不是他袁世凯的事了,他觉得唐绍仪的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
袁世凯找自己的高参徐世昌商量,徐世昌也认为唐绍仪的这个主意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虽然现在袁世凯大权在握,但在表面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召开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不是他袁世凯个人或内阁可以决定,必须要通过清廷。
于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隆裕太后,让她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决定。
为了减少阻力,袁世凯专门去拜会了奕劻,把目前的严峻形势说给了他。实际上是教会他在会议上如何发言,引导大家。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将奏折递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绍仪的话,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
“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
“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现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
“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隆裕太后看完奏折后,看向了袁世凯,意思是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做出一副很为难,很无奈的样子。从朝堂出来,袁世凯一身轻松,把这个难题交给隆裕太后和皇室解决,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事情又很紧急,就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开会讨论。
隆裕太后先叫人把内阁的奏折念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
奕劻第一个发言,把袁世凯讲给他的形势学说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其余诸人,除了载泽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后见多数人都赞成,当即通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让转告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就收到袁世凯的电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
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谈的基点,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
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
在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极力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是代表团成员汪精卫,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虽未如预期,不过,汪精卫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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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欢迎的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其报道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向全世界表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列强支持袁世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一八八七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并聘为驻中国记者,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个英国人在伦敦病逝了,他曾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并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勋章。
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但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他病重之际,依然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他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生中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的照片,为那段时光的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他就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
这是个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他。
当然,列强的态度,最主要的还是受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所驱使。正如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在同文照会中所说:“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
“南北议和”在第二次会议后陷入了僵局,南方所坚持的以“共和”为基点成了过不去的坎。
唐绍仪心里比谁都急,他和南方代表一样都渴望共和,渴望国家免于战乱。
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他更知道袁世凯的难处。
一个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怎么能赞成共和呢?更何况还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
怎么才能破解这个难题?
唐绍仪经过一番苦死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召开由各省派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
唐绍仪很高兴,他觉得,国民议会肯定会支持共和。这样,袁世凯也就有了民意的台阶。
唐绍仪首先发电请示袁世凯。
从各方面传来的信息看,袁世凯已经知道大总统的宝座肯定不会旁落了。
因为国体受阻,袁世凯也很焦急。他虽然每天言必称“世受国恩,忠君报国”,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让他自己说出背叛朝廷的话,也真说不出口。
欺负一个孤儿寡母,太让人看不下去了。如果由国民议会来决定,这就不是他袁世凯的事了,他觉得唐绍仪的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
袁世凯找自己的高参徐世昌商量,徐世昌也认为唐绍仪的这个主意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虽然现在袁世凯大权在握,但在表面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召开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不是他袁世凯个人或内阁可以决定,必须要通过清廷。
于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隆裕太后,让她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决定。
为了减少阻力,袁世凯专门去拜会了奕劻,把目前的严峻形势说给了他。实际上是教会他在会议上如何发言,引导大家。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将奏折递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绍仪的话,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
“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
“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现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
“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隆裕太后看完奏折后,看向了袁世凯,意思是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做出一副很为难,很无奈的样子。从朝堂出来,袁世凯一身轻松,把这个难题交给隆裕太后和皇室解决,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事情又很紧急,就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开会讨论。
隆裕太后先叫人把内阁的奏折念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
奕劻第一个发言,把袁世凯讲给他的形势学说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其余诸人,除了载泽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后见多数人都赞成,当即通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让转告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就收到袁世凯的电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
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谈的基点,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
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
在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极力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是代表团成员汪精卫,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虽未如预期,不过,汪精卫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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