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三晋大地的风云
三晋大地倚太行而扼黄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离京畿极近,对清王朝的统治,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与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著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异军突起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中外教师任教,一改旧日的“斯文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87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八年(1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使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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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与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著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异军突起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中外教师任教,一改旧日的“斯文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87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八年(1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使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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