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您不走吗
载沣对袁世凯怨恨极深,听那桐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世凯做保,立刻大发脾气。
那桐寸步不让,马上提出告老还乡。
叶赫那拉•那桐,字琴轩,另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
那桐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考中举人,由户部主事力保为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后来又迁为内阁学士。从一九零零年开始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侍郎。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
一九零一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翌年再奉派为赴日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后来那桐主管京师工巡局,在开辟新式马路、兴建东安市场方面,多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九零三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一九零五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一九零九年谕为军机大臣。
曾为清华大学题名“清华园”。
和恽毓鼎一样,那桐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他的日记。
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年)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十六年坚持写日记,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官僚日常行为生活。在现存的日记中,前二十三年的日记为那桐逐日亲笔书写,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那桐中风以后,日记改为那桐口述,他人代书,之后那桐还会查阅、小改。有时,那桐自觉身体不错,可以提笔,还会亲自再写。
由于身处要职并处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那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对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转都具有重要价值,并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然,这些是后话。
和那桐一唱一和,奕劻也闹起情绪,在家称病不出。
而前线军情紧急,很多事情必须马上处理。载沣没办法,说小话把几个人请来商量。
奕劻两手一摊,把话说到了家:“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无力承担。袁世凯有气魄,有能力,有办法。北洋军是他一手打造,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
“否则,再行拖延,后果不可设想。且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也都如此主张,他们比我们还急,他们的意见可以无视吗?”
奕劻显然不是只代表他一个人在这样地讲话。他说完话后别人都没发言,而是把目光都射向了载沣。
载沣不笨,他当然知道在场大家的心思。
但是,他不甘心,看了看大家,“除了起用袁世凯,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看几个人还是谁也不说话,“你能担保他没有别的问题吗?”载沣看向了奕劻。
“这个是不消说的。”奕劻打了保票。
载沣停了好一会儿,很明显两种意见在他心里在做着激烈地交锋。
“你们既都这样的主张,姑且照你们大家的意见做,我可是把话说到前头,出了事你们可都要承担责任。”说着话载沣难过地流泪了,那样子即可怜又无助。
于是,起用袁世凯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对于起用袁世凯的事,在朝廷意见并不是一面倒,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消息刚一传出,有人就问那桐:“你们这么做,不是加速清朝的灭亡吗?”
那桐回答:“大势今以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恭亲王溥伟,立即找到载沣,责备载沣不该放虎归山,引狼入室。
载沣也正后悔,但做出的决定不能说改就改,就自我安慰说:“袁四是将才,且名望也好,干事多有建树,故命他去。”
溥伟说:“这样才更可怕,没有人能掌控他,请神容易送神难,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载沣沉吟了良久,始言奕劻和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之势?”
载沣问:“用谁?”
溥伟说:“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丧气地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一个爪牙心腹。”
溥伟知道无可挽回,长叹了口气,悻悻而去。
谕令还没发出,载沣所以不收回成命,一方面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北洋军除袁世凯没人指挥得动。要镇压革命党非用北洋军不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
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打算的。
有记载,他和几个王公们计议过了,这次只是利用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成事,正可以借此将袁世凯除掉。
如果袁世凯成了事,也同样是卸磨杀驴,找个借口还不容易?
可见,这个年轻的摄政王也不白给。
只是很多事情的进程,常常不为谋划之人所能掌控。
十月十四日,载沣写好了一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要求奕劻,派一个与袁世凯熟悉的朝臣,带上谕前往彰德。
叮嘱:“促其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
奕劻遂派袁世凯的亲信,内阁参议阮忠枢前往。
当天,阮忠枢赶到了洹上,把朝廷谕令和奕劻的亲笔信交给了袁世凯。也转达了载沣的话,“速来”,“勿介意旧事”。
同来的还有内阁统计局长杨度。杨度与袁世凯有特殊情谊,当初载沣要杀袁世凯时,让他写谕旨,他曾冒死抗命。
在袁世凯凄凉从天津乘火车南下回乡时,曾有二人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不避嫌疑和不畏受牵连为袁世凯送行,其中就有杨度,令袁世凯特别感动。
杨度这次来彰德是来阻止袁世凯的,他是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着想。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无药可救。就算袁世凯出山,能顺利的剿灭武昌的革命党,也挽救不了清朝灭亡的命运,没有必要为这个腐朽的朝廷殉葬。
当时,本地一名流叫王锡彤,他是专程来给袁世凯祝寿,还住在袁府,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在家。
王锡彤和袁克定也不同意袁世凯复出,他们主要是担心袁世凯的安全。
袁世凯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这一天地到来。正高兴的不得了,听了几个人的话,很扫兴。见几个人都是为自己好,不好发做。
只是坚定地说:“我袁家世受皇恩,在国家生命存亡之际,当责无旁贷以报国,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慷慨陈词,又言:“我和我袁家子孙,与革命党誓不两立。”
几个人见袁世凯决心已定,只能摇头叹息。
说那些激昂话未免做作,但袁世凯是真得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能想象,为了他的出山,奕劻、徐世昌、那桐等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能让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两年来,在别人看来,悠哉悠哉,蓑衣垂钓、吟诗作对、寄情山水。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难受,有多度日如年。
他是待着的人吗?一天不发号施令,是何等的空虚和怅惘。
一个活蹦乱跳的老虎,被关在了笼子里。每天只有在梦里,回到往日的时光,才能找到感觉。醒来则更加伤心难过。他真的很恨载沣,很恨隆裕太后,很恨很恨。
只剩两个人的时候,阮忠枢偷着交给袁世凯一封有封的密信,阮忠枢说是徐世昌写给他的。只能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看完毁掉。
当天,阮忠枢和杨度就住在袁府。
王锡彤也没有走,他想为袁世凯送行。
袁世凯豪气干云的对他说:“你在家的时日也不会多了,得出去帮帮我了。”
不久,王锡彤倒是真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写了不少有关袁世凯的文章。当然,这也是后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阮忠枢问袁世凯何时动身?
袁世凯神秘一笑,拿出一封信,交给阮忠枢,“忠枢弟,请将为兄的此信,交给我们那位摄政王大人。”
“您不走吗?”阮忠枢问。
“我要走还会让忠枢弟代劳吗?”袁世凯神秘地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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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寸步不让,马上提出告老还乡。
叶赫那拉•那桐,字琴轩,另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
那桐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考中举人,由户部主事力保为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后来又迁为内阁学士。从一九零零年开始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侍郎。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
一九零一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翌年再奉派为赴日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后来那桐主管京师工巡局,在开辟新式马路、兴建东安市场方面,多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九零三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一九零五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一九零九年谕为军机大臣。
曾为清华大学题名“清华园”。
和恽毓鼎一样,那桐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他的日记。
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年)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十六年坚持写日记,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官僚日常行为生活。在现存的日记中,前二十三年的日记为那桐逐日亲笔书写,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那桐中风以后,日记改为那桐口述,他人代书,之后那桐还会查阅、小改。有时,那桐自觉身体不错,可以提笔,还会亲自再写。
由于身处要职并处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那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对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转都具有重要价值,并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然,这些是后话。
和那桐一唱一和,奕劻也闹起情绪,在家称病不出。
而前线军情紧急,很多事情必须马上处理。载沣没办法,说小话把几个人请来商量。
奕劻两手一摊,把话说到了家:“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无力承担。袁世凯有气魄,有能力,有办法。北洋军是他一手打造,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
“否则,再行拖延,后果不可设想。且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也都如此主张,他们比我们还急,他们的意见可以无视吗?”
奕劻显然不是只代表他一个人在这样地讲话。他说完话后别人都没发言,而是把目光都射向了载沣。
载沣不笨,他当然知道在场大家的心思。
但是,他不甘心,看了看大家,“除了起用袁世凯,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看几个人还是谁也不说话,“你能担保他没有别的问题吗?”载沣看向了奕劻。
“这个是不消说的。”奕劻打了保票。
载沣停了好一会儿,很明显两种意见在他心里在做着激烈地交锋。
“你们既都这样的主张,姑且照你们大家的意见做,我可是把话说到前头,出了事你们可都要承担责任。”说着话载沣难过地流泪了,那样子即可怜又无助。
于是,起用袁世凯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对于起用袁世凯的事,在朝廷意见并不是一面倒,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消息刚一传出,有人就问那桐:“你们这么做,不是加速清朝的灭亡吗?”
那桐回答:“大势今以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恭亲王溥伟,立即找到载沣,责备载沣不该放虎归山,引狼入室。
载沣也正后悔,但做出的决定不能说改就改,就自我安慰说:“袁四是将才,且名望也好,干事多有建树,故命他去。”
溥伟说:“这样才更可怕,没有人能掌控他,请神容易送神难,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载沣沉吟了良久,始言奕劻和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之势?”
载沣问:“用谁?”
溥伟说:“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丧气地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一个爪牙心腹。”
溥伟知道无可挽回,长叹了口气,悻悻而去。
谕令还没发出,载沣所以不收回成命,一方面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北洋军除袁世凯没人指挥得动。要镇压革命党非用北洋军不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
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打算的。
有记载,他和几个王公们计议过了,这次只是利用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成事,正可以借此将袁世凯除掉。
如果袁世凯成了事,也同样是卸磨杀驴,找个借口还不容易?
可见,这个年轻的摄政王也不白给。
只是很多事情的进程,常常不为谋划之人所能掌控。
十月十四日,载沣写好了一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要求奕劻,派一个与袁世凯熟悉的朝臣,带上谕前往彰德。
叮嘱:“促其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
奕劻遂派袁世凯的亲信,内阁参议阮忠枢前往。
当天,阮忠枢赶到了洹上,把朝廷谕令和奕劻的亲笔信交给了袁世凯。也转达了载沣的话,“速来”,“勿介意旧事”。
同来的还有内阁统计局长杨度。杨度与袁世凯有特殊情谊,当初载沣要杀袁世凯时,让他写谕旨,他曾冒死抗命。
在袁世凯凄凉从天津乘火车南下回乡时,曾有二人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不避嫌疑和不畏受牵连为袁世凯送行,其中就有杨度,令袁世凯特别感动。
杨度这次来彰德是来阻止袁世凯的,他是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着想。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无药可救。就算袁世凯出山,能顺利的剿灭武昌的革命党,也挽救不了清朝灭亡的命运,没有必要为这个腐朽的朝廷殉葬。
当时,本地一名流叫王锡彤,他是专程来给袁世凯祝寿,还住在袁府,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在家。
王锡彤和袁克定也不同意袁世凯复出,他们主要是担心袁世凯的安全。
袁世凯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这一天地到来。正高兴的不得了,听了几个人的话,很扫兴。见几个人都是为自己好,不好发做。
只是坚定地说:“我袁家世受皇恩,在国家生命存亡之际,当责无旁贷以报国,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慷慨陈词,又言:“我和我袁家子孙,与革命党誓不两立。”
几个人见袁世凯决心已定,只能摇头叹息。
说那些激昂话未免做作,但袁世凯是真得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能想象,为了他的出山,奕劻、徐世昌、那桐等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能让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两年来,在别人看来,悠哉悠哉,蓑衣垂钓、吟诗作对、寄情山水。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难受,有多度日如年。
他是待着的人吗?一天不发号施令,是何等的空虚和怅惘。
一个活蹦乱跳的老虎,被关在了笼子里。每天只有在梦里,回到往日的时光,才能找到感觉。醒来则更加伤心难过。他真的很恨载沣,很恨隆裕太后,很恨很恨。
只剩两个人的时候,阮忠枢偷着交给袁世凯一封有封的密信,阮忠枢说是徐世昌写给他的。只能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看完毁掉。
当天,阮忠枢和杨度就住在袁府。
王锡彤也没有走,他想为袁世凯送行。
袁世凯豪气干云的对他说:“你在家的时日也不会多了,得出去帮帮我了。”
不久,王锡彤倒是真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写了不少有关袁世凯的文章。当然,这也是后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阮忠枢问袁世凯何时动身?
袁世凯神秘一笑,拿出一封信,交给阮忠枢,“忠枢弟,请将为兄的此信,交给我们那位摄政王大人。”
“您不走吗?”阮忠枢问。
“我要走还会让忠枢弟代劳吗?”袁世凯神秘地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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