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开缺回籍养病
御史赵炳麟趁机火上浇油,上疏密陈用人之大计,称曰:袁世凯当军机大臣令人担心,理由有二:
其一、袁世凯为人变化多端,“善构骨肉”,光绪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就箱,终身郁结,而袁世凯得以树植私党,挟制朝廷。方今主少国疑,似此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恒,他日必生意外之变。”
其二、“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袁世凯一出军机,必多解散。若待其党根深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时唯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
因此,必须迅速将其罢斥,“以奠国本而杜后患。”
善愭和载泽同时秘密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主张果断的除掉袁世凯。
袁世凯现在简直是墙倒众人推,而在这个时候,御史陈田紧接着又恨恨奏了袁世凯一本。
他揭奏袁世凯如何反对和阻挠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清理直隶财政,说明其是害怕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乱帐被揭露。还说袁世凯擅用军机处名义发电,企图鼓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其阴险用心是挑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关系。
陈田,字崧山,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与兄陈灿同科举人,且名列第一,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官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敢仗义直言,在朝堂威信极高,他的这一奏折分量极重,几乎成了“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田也是一位诗人,留下好些妙笔生花的诗篇。御史任上反而是参奏袁世凯使他名震天下。
载沣,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切都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袁世凯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很多交办给军机处的事务,都绕过他,而是通过张之洞等人去办,他预感到了凶多吉少。
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重组了禁卫军,直属于摄政王载沣。
此时,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载沣的亲兄弟手中,载沣要对袁世凯动手了。
原来,摄政王载沣早就打定主意要除掉袁世凯,只是在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奕劻听到了风声,急忙通知了袁世凯,让他赶紧出去躲避。
袁世凯本来早有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吓得惊恐万状。
他换上了便装,只身逃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想通过直隶总督杨士骧搭船逃亡日本避祸。
杨士骧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糟,为了避嫌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自己的儿子杨毓瑛找到袁世凯陈说厉害。劝袁世凯返回京城,不要落人口实,被人说成是畏罪潜逃。
袁世凯权衡利弊后,听了杨士骧的劝告,鼓足勇气,返回了京城。
载沣本意是要杀袁世凯的,在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时,首先遭到奕劻的反对。
奕劻说杀袁世凯容易,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世凯。他说他所以不同意杀袁世凯,不是为了袁世凯而是为了国家。
言道:“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都知道张之洞和袁世凯关系很不好,他出来说话,自然令人信服。
载沣似乎也没下定杀袁世凯的决心,他不会不知道大清王朝到了他手里,国势有多艰难。如果因为杀袁世凯引起动乱,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国家也未必能经得起这样地折腾。
最终,对袁世凯地处置变为“开缺回籍养病”。
此上谕于一九零九年一月二日发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本来是罢官,但被很客气的被说成是照顾回老家养病。
而这也不完全是借口,因为上年的十月七日,袁世凯曾因为足疾请假五日。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常称足疾,让人搀扶上朝。
命保住了,在袁世凯看来,无论如何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他还是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防备清室亲贵对其下手,他既不敢在京都停留,也不敢乘京汉铁路火车回河南老家。而是换上便服先到天津,住进了租界。
待了几天,做了严密的布置后,才只带着五姨太和七姨太前往彰德。
有书这样描写袁世凯离开天津的场景:“一九零一年一月六日,天气阴霾,朔风怒吼,滴水成冰,寒气砭骨,袁世凯在天津东站乘火车南下。
“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从北京赶来的严修、杨度等三、四人,专车更没有,昔日的威风排场一变而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他握住严修的手说:'好冷啊!'语意双关,实感于宦情之冷也。”
袁世凯被开缺以后,在朝廷还是有很大地反响的。
很多人发声,开缺袁世凯是排斥汉臣。更有人说这是对立宪运动的清算,因为袁世凯是立宪的积极推动者。
有人则针锋相对,说这些声音是来自袁世凯的党羽。在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为重新起用袁世凯大造舆论。
更有很多人主张把袁党连根拔出,防止其东山再起。
御史赵炳麟密奏解散袁党,罢黜奕劻,调走直隶总督杨士骧,用人不分满汉,以息谣言。
载沣召见赵炳麟。询问具体意见。赵炳麟提出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独用张之洞为相,表示重用汉人。启用苓春暄统率禁卫军,巩固朝廷。召立宪派康有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和赵启霖等入京,成为摄政王的顾问,教授皇帝读书。以收海内外人望。大刀阔斧地“实行立宪,大赦党人,示天下以为公”。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历来与康有为、苓春暄等人关系不睦的张之洞地反对,他认为奕劻老成持重,在当前人心不稳的条件下,稳定朝政,平衡和安抚各方,非奕劻这样的人不可。
载沣本就属于皇族亲贵派,对汉臣势力存有很深地戒心,最后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
但对袁世凯的势力,不能不有所忌惮。于是将东三省的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又借京察的机会,令民政部的侍郎赵秉钧退休,等等。
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说到底是戊戌变法中的所做所为,酿成的苦果。也是在丁未政潮中,他主导的朝廷内斗,留下的后遗症,和自食其果。
为官的这些年,总的说来他是一直在努力做事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官是不多见的。他的被开缺,不能不是清廷的一大损失。
在朝廷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他开缺的谕旨一下,就有学部侍郎严修上折,请朝廷收回将袁世凯开缺的成命。
他历数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山东巡抚任上保境安民,特别是直隶总督任上的政绩。也点评了袁世凯在推动立宪和在外务部任上的担当和作为。指出袁世凯是个勤政务实之人,是那些善空谈、说空话而不做实事的人,无法相比的。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曾任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等职。光绪二十年八月,严修被授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三年多。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整饬考政,剔除积弊;设立官书局,刊印书籍;改革书院课程,并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对近代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称为贵州传播新思想的第一人。
他不是袁党,完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袁世凯说公道话,在朝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这些不平之声,改变不了袁世凯这时的开缺回籍,但却为将来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做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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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袁世凯为人变化多端,“善构骨肉”,光绪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就箱,终身郁结,而袁世凯得以树植私党,挟制朝廷。方今主少国疑,似此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恒,他日必生意外之变。”
其二、“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袁世凯一出军机,必多解散。若待其党根深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时唯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
因此,必须迅速将其罢斥,“以奠国本而杜后患。”
善愭和载泽同时秘密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主张果断的除掉袁世凯。
袁世凯现在简直是墙倒众人推,而在这个时候,御史陈田紧接着又恨恨奏了袁世凯一本。
他揭奏袁世凯如何反对和阻挠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清理直隶财政,说明其是害怕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乱帐被揭露。还说袁世凯擅用军机处名义发电,企图鼓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其阴险用心是挑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关系。
陈田,字崧山,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与兄陈灿同科举人,且名列第一,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官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敢仗义直言,在朝堂威信极高,他的这一奏折分量极重,几乎成了“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田也是一位诗人,留下好些妙笔生花的诗篇。御史任上反而是参奏袁世凯使他名震天下。
载沣,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切都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袁世凯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很多交办给军机处的事务,都绕过他,而是通过张之洞等人去办,他预感到了凶多吉少。
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重组了禁卫军,直属于摄政王载沣。
此时,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载沣的亲兄弟手中,载沣要对袁世凯动手了。
原来,摄政王载沣早就打定主意要除掉袁世凯,只是在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奕劻听到了风声,急忙通知了袁世凯,让他赶紧出去躲避。
袁世凯本来早有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吓得惊恐万状。
他换上了便装,只身逃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想通过直隶总督杨士骧搭船逃亡日本避祸。
杨士骧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糟,为了避嫌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自己的儿子杨毓瑛找到袁世凯陈说厉害。劝袁世凯返回京城,不要落人口实,被人说成是畏罪潜逃。
袁世凯权衡利弊后,听了杨士骧的劝告,鼓足勇气,返回了京城。
载沣本意是要杀袁世凯的,在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时,首先遭到奕劻的反对。
奕劻说杀袁世凯容易,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世凯。他说他所以不同意杀袁世凯,不是为了袁世凯而是为了国家。
言道:“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都知道张之洞和袁世凯关系很不好,他出来说话,自然令人信服。
载沣似乎也没下定杀袁世凯的决心,他不会不知道大清王朝到了他手里,国势有多艰难。如果因为杀袁世凯引起动乱,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国家也未必能经得起这样地折腾。
最终,对袁世凯地处置变为“开缺回籍养病”。
此上谕于一九零九年一月二日发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本来是罢官,但被很客气的被说成是照顾回老家养病。
而这也不完全是借口,因为上年的十月七日,袁世凯曾因为足疾请假五日。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常称足疾,让人搀扶上朝。
命保住了,在袁世凯看来,无论如何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他还是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防备清室亲贵对其下手,他既不敢在京都停留,也不敢乘京汉铁路火车回河南老家。而是换上便服先到天津,住进了租界。
待了几天,做了严密的布置后,才只带着五姨太和七姨太前往彰德。
有书这样描写袁世凯离开天津的场景:“一九零一年一月六日,天气阴霾,朔风怒吼,滴水成冰,寒气砭骨,袁世凯在天津东站乘火车南下。
“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从北京赶来的严修、杨度等三、四人,专车更没有,昔日的威风排场一变而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他握住严修的手说:'好冷啊!'语意双关,实感于宦情之冷也。”
袁世凯被开缺以后,在朝廷还是有很大地反响的。
很多人发声,开缺袁世凯是排斥汉臣。更有人说这是对立宪运动的清算,因为袁世凯是立宪的积极推动者。
有人则针锋相对,说这些声音是来自袁世凯的党羽。在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为重新起用袁世凯大造舆论。
更有很多人主张把袁党连根拔出,防止其东山再起。
御史赵炳麟密奏解散袁党,罢黜奕劻,调走直隶总督杨士骧,用人不分满汉,以息谣言。
载沣召见赵炳麟。询问具体意见。赵炳麟提出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独用张之洞为相,表示重用汉人。启用苓春暄统率禁卫军,巩固朝廷。召立宪派康有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和赵启霖等入京,成为摄政王的顾问,教授皇帝读书。以收海内外人望。大刀阔斧地“实行立宪,大赦党人,示天下以为公”。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历来与康有为、苓春暄等人关系不睦的张之洞地反对,他认为奕劻老成持重,在当前人心不稳的条件下,稳定朝政,平衡和安抚各方,非奕劻这样的人不可。
载沣本就属于皇族亲贵派,对汉臣势力存有很深地戒心,最后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
但对袁世凯的势力,不能不有所忌惮。于是将东三省的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又借京察的机会,令民政部的侍郎赵秉钧退休,等等。
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说到底是戊戌变法中的所做所为,酿成的苦果。也是在丁未政潮中,他主导的朝廷内斗,留下的后遗症,和自食其果。
为官的这些年,总的说来他是一直在努力做事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官是不多见的。他的被开缺,不能不是清廷的一大损失。
在朝廷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他开缺的谕旨一下,就有学部侍郎严修上折,请朝廷收回将袁世凯开缺的成命。
他历数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山东巡抚任上保境安民,特别是直隶总督任上的政绩。也点评了袁世凯在推动立宪和在外务部任上的担当和作为。指出袁世凯是个勤政务实之人,是那些善空谈、说空话而不做实事的人,无法相比的。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曾任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等职。光绪二十年八月,严修被授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三年多。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整饬考政,剔除积弊;设立官书局,刊印书籍;改革书院课程,并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对近代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称为贵州传播新思想的第一人。
他不是袁党,完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袁世凯说公道话,在朝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这些不平之声,改变不了袁世凯这时的开缺回籍,但却为将来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做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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