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2章 胡适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9月7日,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讲话中,胡适也曾说过,“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对于学子,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
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歌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的‘尾声’。”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Loewenstein(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勒文施泰因。
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复课。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1月4日复课。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由于周秉琳、蒋梦麟等的劝说,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下午有五个班上课。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北大继续上课,照常点名。
1月6日,学生开大会,表决“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开行政会议,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决定8日放假,并决定2月1日开学,6日上课。至此,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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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讲话中,胡适也曾说过,“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对于学子,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
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歌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的‘尾声’。”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Loewenstein(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勒文施泰因。
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复课。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1月4日复课。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由于周秉琳、蒋梦麟等的劝说,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下午有五个班上课。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北大继续上课,照常点名。
1月6日,学生开大会,表决“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开行政会议,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决定8日放假,并决定2月1日开学,6日上课。至此,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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