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2章 武汉见蒋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差不多一直是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是: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一时间成了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与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逃到台湾。此后历任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我们应该记得,在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立宪之争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曾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从王世杰的履历中,不难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完全可以信赖之人。
尽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这样的话双方都没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访我,也不是我去拜访你,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当晚胡适见到蒋介石,作为主人的蒋介石彬彬有礼,态度和婉,全然没有外界所说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这让胡适对蒋感觉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很客气,没有多余的话。倒是与胡适一样,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偶尔和胡适有些话可说。
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详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一次见面因为有多位客人在场,两人没有多少话,这让胡适感到有点扫兴。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共进晚餐。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
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赠给蒋介石的《淮南王书》好像从未成为这位雄心勃勃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的枕边书。有来有往,蒋介石也送了胡适一本自己著的《力行丛书》。
似乎察觉到胡适意犹未尽,蒋介石分别前想了一下对胡适说,12月2日可再见一次,好好再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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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与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逃到台湾。此后历任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我们应该记得,在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立宪之争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曾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从王世杰的履历中,不难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完全可以信赖之人。
尽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这样的话双方都没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访我,也不是我去拜访你,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当晚胡适见到蒋介石,作为主人的蒋介石彬彬有礼,态度和婉,全然没有外界所说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这让胡适对蒋感觉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很客气,没有多余的话。倒是与胡适一样,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偶尔和胡适有些话可说。
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详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一次见面因为有多位客人在场,两人没有多少话,这让胡适感到有点扫兴。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共进晚餐。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
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赠给蒋介石的《淮南王书》好像从未成为这位雄心勃勃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的枕边书。有来有往,蒋介石也送了胡适一本自己著的《力行丛书》。
似乎察觉到胡适意犹未尽,蒋介石分别前想了一下对胡适说,12月2日可再见一次,好好再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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