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9章 二进北大
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后,曾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特别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也是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
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对如此窘局,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
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
依靠这笔资金,北大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
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
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
通过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
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中兴”时期,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
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
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编过《时代评论》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不仅《努力周报》论政的失败,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常搞得他难于应付。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倘若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
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据丁文江的提议,他们还是按照《努力周报》时期的办法,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最少达到800元,然后出版。为了财务上的方便,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加入独立社。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适出面,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正式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周刊,胡适任主编。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奉行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独立评论》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吴景超等学者、名流,大多留学欧美,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
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
他们关心国家时事,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书评和游记。并且所设的“问题讨论”一栏,经常讨论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对日政策的探讨、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言道:“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辨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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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
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对如此窘局,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
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
依靠这笔资金,北大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
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
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
通过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
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中兴”时期,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
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
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编过《时代评论》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不仅《努力周报》论政的失败,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常搞得他难于应付。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倘若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
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据丁文江的提议,他们还是按照《努力周报》时期的办法,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最少达到800元,然后出版。为了财务上的方便,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加入独立社。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适出面,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正式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周刊,胡适任主编。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奉行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独立评论》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吴景超等学者、名流,大多留学欧美,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
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
他们关心国家时事,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书评和游记。并且所设的“问题讨论”一栏,经常讨论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对日政策的探讨、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言道:“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辨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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