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章 忙碌之中
胡适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多次作演讲,其中为上海一师附小、二师附小就分别做了《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说。胡适还参观了一师附小的暑期实施示教班,认为:“这班小学生对于教师真同家人朋友一样,即此一端已很难做到。”足见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和热心。
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为安徽各界作演讲,这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说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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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为安徽各界作演讲,这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说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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