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3章 提携后进
胡适不到30岁,已经是功成名就,但他非常注意对年轻后进的帮助和提携。
1919年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获得到哈佛大学留学的“半额奖学金”,每月由清华学校提供40美元的资助。出国的时候夫妻俩只有太太的一千块大洋的嫁妆,到哈佛一年后半额奖学金又被无故取消。夫妻俩能够在海外苦撑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胡适的帮助。
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林语堂拍电报向胡适求助。
由于他知道胡适经常资助别人,家中并不宽裕,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没过多久,胡适果然按林语堂的要求,如数给他汇来了借款。不过,胡适附信说,这钱是北大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林兄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语堂收到汇款后,认为这钱有买人的意味,心中颇有些气恼,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说了,他本不想留在国外,回国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错。过了一年,他到欧洲留学,经费又遇到了困难。于是,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适和前次一样,又如数给他汇了款。
几年后,林语堂学成回国,应聘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后,由于胡适南下,林语堂便向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蒋梦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钱的事。林语堂这才明白,胡适为了自己安心求学,也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节衣缩食掏腰包,或东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当林语堂说出这段往事时,胡适已归道山,身边遗物只有153美元,听的人无不动容。
据林语堂《八十自叙》回忆说:“我曾由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热烈支持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胡适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与日记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记录,应与此事有关。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对林语堂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他对顾颉刚则不限于经济上的帮助,在治学方法和治学方向的影响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毕业后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希望顾颉刚留在北大负责编辑《新潮》杂志,于是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帮顾颉刚在北大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胡适的帮助下,顾颉刚如愿以偿。当时顾颉刚月薪只有50元,维持个人生活和苏州家用需要80元。胡适请顾颉刚帮助自己编书,每月自己付给顾颉刚30元,帮助顾颉刚解决了生活问题。
顾颉刚留在北大后潜心读书,在胡适的鼓励下编辑《辨伪丛书》,并受胡适《水浒》序的启发留意古史演变,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最终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被胡适帮助过的年轻人何止以上两位。
他的学生,一代大师季羡林,在回亿他的恩师胡适时写到:“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被委为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在文.革中为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所以,季羡林大师由此而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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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获得到哈佛大学留学的“半额奖学金”,每月由清华学校提供40美元的资助。出国的时候夫妻俩只有太太的一千块大洋的嫁妆,到哈佛一年后半额奖学金又被无故取消。夫妻俩能够在海外苦撑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胡适的帮助。
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林语堂拍电报向胡适求助。
由于他知道胡适经常资助别人,家中并不宽裕,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没过多久,胡适果然按林语堂的要求,如数给他汇来了借款。不过,胡适附信说,这钱是北大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林兄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语堂收到汇款后,认为这钱有买人的意味,心中颇有些气恼,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说了,他本不想留在国外,回国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错。过了一年,他到欧洲留学,经费又遇到了困难。于是,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适和前次一样,又如数给他汇了款。
几年后,林语堂学成回国,应聘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后,由于胡适南下,林语堂便向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蒋梦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钱的事。林语堂这才明白,胡适为了自己安心求学,也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节衣缩食掏腰包,或东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当林语堂说出这段往事时,胡适已归道山,身边遗物只有153美元,听的人无不动容。
据林语堂《八十自叙》回忆说:“我曾由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热烈支持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胡适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与日记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记录,应与此事有关。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对林语堂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他对顾颉刚则不限于经济上的帮助,在治学方法和治学方向的影响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毕业后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希望顾颉刚留在北大负责编辑《新潮》杂志,于是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帮顾颉刚在北大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胡适的帮助下,顾颉刚如愿以偿。当时顾颉刚月薪只有50元,维持个人生活和苏州家用需要80元。胡适请顾颉刚帮助自己编书,每月自己付给顾颉刚30元,帮助顾颉刚解决了生活问题。
顾颉刚留在北大后潜心读书,在胡适的鼓励下编辑《辨伪丛书》,并受胡适《水浒》序的启发留意古史演变,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最终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被胡适帮助过的年轻人何止以上两位。
他的学生,一代大师季羡林,在回亿他的恩师胡适时写到:“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被委为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在文.革中为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所以,季羡林大师由此而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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