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8章 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有一成绩单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一位任姓同学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适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学业之外的活动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
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应该包括学会了普通话、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学会了做白话文,这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重要条件。
毫无疑问,在中国公学的学习经历,对胡适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从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的禁锢,要放纵一次自己?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总之,这一时期,发生在年轻胡适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当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如何,对于诸如胡适这样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适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胡适学得放荡了。
胡适的这些“浪漫的朋友”中,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
胡适说:“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泥,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沾着许多污泥,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脸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适觉得有些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问门外的人,那人大笑,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外国旅馆”了!后来,他看见门外有铁栅栏,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监狱。
胡适正疑惑不解,便有人来叫他去过堂。他自己记叙的情况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
那巡捕头问:“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人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
会审公堂讯问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不算,还被罚款五元。
多么丢脸的事啊!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报应啊!
在《藏晖室日记》里还有一句话:“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才是胡适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打牌喝酒逛戏园,并不是在学习魏晋时的名士风度,也不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对抗传统礼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发生了这起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心里万分懊悔。他在镜子里望着自己脸上的伤痕,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个浪荡子!怎么对得起在家中时时刻刻挂念儿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决心要痛改前非,脱离这班酒肉朋友,结束他“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庚子即1900年)。
前边提到过,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也如前面所说,通过袁世凯等人的外交努力,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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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应该包括学会了普通话、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学会了做白话文,这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重要条件。
毫无疑问,在中国公学的学习经历,对胡适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从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的禁锢,要放纵一次自己?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总之,这一时期,发生在年轻胡适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当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如何,对于诸如胡适这样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适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胡适学得放荡了。
胡适的这些“浪漫的朋友”中,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
胡适说:“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泥,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沾着许多污泥,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脸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适觉得有些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问门外的人,那人大笑,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外国旅馆”了!后来,他看见门外有铁栅栏,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监狱。
胡适正疑惑不解,便有人来叫他去过堂。他自己记叙的情况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
那巡捕头问:“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人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
会审公堂讯问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不算,还被罚款五元。
多么丢脸的事啊!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报应啊!
在《藏晖室日记》里还有一句话:“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才是胡适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打牌喝酒逛戏园,并不是在学习魏晋时的名士风度,也不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对抗传统礼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发生了这起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心里万分懊悔。他在镜子里望着自己脸上的伤痕,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个浪荡子!怎么对得起在家中时时刻刻挂念儿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决心要痛改前非,脱离这班酒肉朋友,结束他“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庚子即1900年)。
前边提到过,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也如前面所说,通过袁世凯等人的外交努力,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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