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8章 讲义费风波
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极其艰难而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整个的8月,他与京城的七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钱。
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你们能罢课我们就不能罢工吗?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帮忙,胡适无奈地摇头,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学生也没白闹事,最后的结果是讲义费缓收。总要有人为闹事付出代价,冯省三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鲁迅对青年学生最是关爱,他与北大的学生冯省三关系很好。
有一次,冯省三拎着一双破皮鞋来到鲁迅的办公室,说:“喂,我的鞋坏了,你帮我拿到鞋匠铺去补一下吧!”
鲁迅真的就拿着这双鞋去帮他补好了,回来后微笑着将鞋子还给他。冯省三也不客气,穿上补好的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对,就是这个冯省三。
据说,冯省三只是个“替罪羊”,他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当时正值第一、二时上下课之间,同学们看见校长室门口拥挤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来看热闹。冯省三也是在下课时来看热闹,从人堆里不由自主地挤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前,这时他才知道是“反对讲义收费”的事。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场喊得很凶,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对把冯省三开除之事,鲁迅很气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一文。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关于冯省三,有记载的东西不多,应该是山东平原人,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开除的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
借鲁迅的钱一般是要还的,这也没毛病,所谓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
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此冯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换上别人,恐怕不会干出让鲁迅给修鞋这样的事。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鲁迅恐怕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不知为什么,鲁迅这一次脾气极好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鲁迅还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这件事:“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钱玄同有悼冯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16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这是哪一年的事,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对这场讲义费风波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诸君心里最清楚和无奈。
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公益事业的大环境下,求学难,办学更难,谁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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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你们能罢课我们就不能罢工吗?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帮忙,胡适无奈地摇头,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学生也没白闹事,最后的结果是讲义费缓收。总要有人为闹事付出代价,冯省三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鲁迅对青年学生最是关爱,他与北大的学生冯省三关系很好。
有一次,冯省三拎着一双破皮鞋来到鲁迅的办公室,说:“喂,我的鞋坏了,你帮我拿到鞋匠铺去补一下吧!”
鲁迅真的就拿着这双鞋去帮他补好了,回来后微笑着将鞋子还给他。冯省三也不客气,穿上补好的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对,就是这个冯省三。
据说,冯省三只是个“替罪羊”,他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当时正值第一、二时上下课之间,同学们看见校长室门口拥挤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来看热闹。冯省三也是在下课时来看热闹,从人堆里不由自主地挤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前,这时他才知道是“反对讲义收费”的事。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场喊得很凶,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对把冯省三开除之事,鲁迅很气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一文。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关于冯省三,有记载的东西不多,应该是山东平原人,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开除的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
借鲁迅的钱一般是要还的,这也没毛病,所谓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
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此冯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换上别人,恐怕不会干出让鲁迅给修鞋这样的事。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鲁迅恐怕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不知为什么,鲁迅这一次脾气极好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鲁迅还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这件事:“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钱玄同有悼冯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16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这是哪一年的事,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对这场讲义费风波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诸君心里最清楚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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