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8章 特别的表现
-根据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回忆,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曾出来劝阻。
他还谈到,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
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这和其他人的回忆有些不符。
据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而根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应该也没有阻拦学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好像不应该有错,当然,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罗家伦所说的“前次”。
但是,肯定地说,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毕竟是体制中人,毕竟是一校之长。
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蔡元培在校,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
大会结束后,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当时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做为校长,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如果不是责任所在,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
因为,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
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人也没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从倾向性看,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反对罢课,但五四运动于他或许是一个例外。5月4日的学生行动,可能是他在校长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们”的经历。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较心平气和了,蔡元培在回顾五四时的一番公开讲话,仍能反映他对运动之“损失”的深深遗憾:
“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他甚至说这场运动“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故他告诫学生以后“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在他看来,罢课不啻“自杀”,它杀掉的是“学问”,是“学术上的效能”,并会导致“虚荣心”,这样的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也是没法弥补的。
五四运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应该是被肯定了的。特别是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当局为了回应民意,罢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后,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大获全胜了。按着某些喜欢推过揽功的政客们的喜好,是要想尽办法和这运动扯上些关系,拉拉近乎的。
1924年12月4日,正在欧洲访学的蔡元培在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回信中,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蔡元培这里的所说的“天之功”,应该是纵向的历史走向与横向的社会合力。蔡元培在这里所展现的,是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是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的精神境界。这是很多的人最为缺乏也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高尚境界。
蔡元培是最早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北大人。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他就在《晨报》开辟的“五四纪念增刊”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五四运动。
该文名为纪念,实为反省。它首先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作用,“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观。维尔赛对德和约,我国大多数有知识的国民,本来多认为我国不应当屈服,但是因为学生界先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继续加入,一直促成拒绝签字的结果。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别肯定学生的政治的、社会的觉悟,“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学生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都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
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为学生罢课损失不小,“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权衡成效与损失之间的比重,他以为“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
最后,蔡元培寄希望学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
蔡元培这些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并没有高调赞扬学生的“五四”游行活动,而是在一扬一抑之间,对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平实的估价,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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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谈到,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
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这和其他人的回忆有些不符。
据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而根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应该也没有阻拦学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好像不应该有错,当然,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罗家伦所说的“前次”。
但是,肯定地说,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毕竟是体制中人,毕竟是一校之长。
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蔡元培在校,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
大会结束后,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当时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做为校长,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如果不是责任所在,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
因为,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
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人也没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从倾向性看,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反对罢课,但五四运动于他或许是一个例外。5月4日的学生行动,可能是他在校长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们”的经历。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较心平气和了,蔡元培在回顾五四时的一番公开讲话,仍能反映他对运动之“损失”的深深遗憾:
“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他甚至说这场运动“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故他告诫学生以后“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在他看来,罢课不啻“自杀”,它杀掉的是“学问”,是“学术上的效能”,并会导致“虚荣心”,这样的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也是没法弥补的。
五四运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应该是被肯定了的。特别是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当局为了回应民意,罢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后,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大获全胜了。按着某些喜欢推过揽功的政客们的喜好,是要想尽办法和这运动扯上些关系,拉拉近乎的。
1924年12月4日,正在欧洲访学的蔡元培在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回信中,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蔡元培这里的所说的“天之功”,应该是纵向的历史走向与横向的社会合力。蔡元培在这里所展现的,是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是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的精神境界。这是很多的人最为缺乏也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高尚境界。
蔡元培是最早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北大人。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他就在《晨报》开辟的“五四纪念增刊”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五四运动。
该文名为纪念,实为反省。它首先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作用,“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观。维尔赛对德和约,我国大多数有知识的国民,本来多认为我国不应当屈服,但是因为学生界先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继续加入,一直促成拒绝签字的结果。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别肯定学生的政治的、社会的觉悟,“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学生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都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
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为学生罢课损失不小,“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权衡成效与损失之间的比重,他以为“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
最后,蔡元培寄希望学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
蔡元培这些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并没有高调赞扬学生的“五四”游行活动,而是在一扬一抑之间,对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平实的估价,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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