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5章 与林纾的争论
《荆生》之后,林纾又作《妖梦》。这篇小说记述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的经历,说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门外有楹联一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林纾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读书人、写书人风骨与人格。
恰好这个时候,赵体孟希望出版明遗民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学术大家写个字或题个辞。蔡元培对这些文化项目从来格外热心有求必应,他分别给这几位写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挚、尊敬的来信,林纾很为感动。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现在自己写了一篇涉嫌攻击蔡元培的小说,此时此地林纾无论如何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一方面嘱人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妖梦》追回不再发表,另一方面借回信之机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对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达对蔡元培的不满意。
五四新思潮中确实有许多不恰当的言论,这些言论也多少都与北大有关,因此林纾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不作为非常不满,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据此反观蔡校长的言论,在他看来,确是辜负了全国父老之重托。
林纾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书》。林书主要向蔡提出两点责难.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学教学内容有覆孔孟,铲伦常;其二是尽废古书,用方言。
林纾说得不好听,但蔡元培并不以为是恶意,因为冷静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认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据说,真正让蔡元培生气的是张厚载。
张厚载是北大在校生,却在这个时候给蔡校长发来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信中说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告诉蔡校长,《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的小说,是从我这里转寄的。现在还有一篇攻击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的小说,并有牵涉蔡校长的地方。这份稿子寄出后,林纾先生来函请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长请他为刘应秋文集作序。现在比较为难的是,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难中止。倘有因此渎犯了蔡校长,务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张厚载以为林纾致蔡校长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长能对林纾的这封信有个正面的回应。张厚载之所以这样说,大约与其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还兼任《神州日报》记者。
张厚载之前与北大新派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新派学生傅斯年等有过节,他们一起争论过旧戏的得失,张厚载不知妥协,让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兴。这大约也影响了张厚载在蔡校长那里的印象。
张厚载还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时的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与林纾建立情谊。或者说,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的情谊与交往,方才使张厚载在理念上与新文化主流过不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向蔡校长解释林纾的第二篇小说追不回来或许是事实,他请求蔡校长就林纾的来信表达意见,说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但是,把北大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张厚载的这封信后火气却特别大。
他在回复张厚载的信中说,作为北大学生,明知林纾先生的小说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与林纾先生有师生之谊,固然宜爱林君;但毕竟也是北大学生,更宜爱护本校。林纾先生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还表示,自己平生从来不喜欢“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纾先生骂我,我将“哀矜之不暇”,只是替他难过,哪里还有什么遗憾不理解呢?要说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话,还是你张厚载先生如此爱护“本师”林纾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爱林君,还是害林君呢”?
在复张厚载信的同时,蔡元培也给林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样发表在《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自己办大学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荆生》。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小说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语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译作。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特别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让洛阳“一时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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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林纾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读书人、写书人风骨与人格。
恰好这个时候,赵体孟希望出版明遗民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学术大家写个字或题个辞。蔡元培对这些文化项目从来格外热心有求必应,他分别给这几位写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挚、尊敬的来信,林纾很为感动。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现在自己写了一篇涉嫌攻击蔡元培的小说,此时此地林纾无论如何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一方面嘱人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妖梦》追回不再发表,另一方面借回信之机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对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达对蔡元培的不满意。
五四新思潮中确实有许多不恰当的言论,这些言论也多少都与北大有关,因此林纾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不作为非常不满,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据此反观蔡校长的言论,在他看来,确是辜负了全国父老之重托。
林纾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书》。林书主要向蔡提出两点责难.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学教学内容有覆孔孟,铲伦常;其二是尽废古书,用方言。
林纾说得不好听,但蔡元培并不以为是恶意,因为冷静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认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据说,真正让蔡元培生气的是张厚载。
张厚载是北大在校生,却在这个时候给蔡校长发来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信中说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告诉蔡校长,《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的小说,是从我这里转寄的。现在还有一篇攻击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的小说,并有牵涉蔡校长的地方。这份稿子寄出后,林纾先生来函请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长请他为刘应秋文集作序。现在比较为难的是,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难中止。倘有因此渎犯了蔡校长,务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张厚载以为林纾致蔡校长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长能对林纾的这封信有个正面的回应。张厚载之所以这样说,大约与其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还兼任《神州日报》记者。
张厚载之前与北大新派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新派学生傅斯年等有过节,他们一起争论过旧戏的得失,张厚载不知妥协,让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兴。这大约也影响了张厚载在蔡校长那里的印象。
张厚载还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时的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与林纾建立情谊。或者说,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的情谊与交往,方才使张厚载在理念上与新文化主流过不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向蔡校长解释林纾的第二篇小说追不回来或许是事实,他请求蔡校长就林纾的来信表达意见,说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但是,把北大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张厚载的这封信后火气却特别大。
他在回复张厚载的信中说,作为北大学生,明知林纾先生的小说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与林纾先生有师生之谊,固然宜爱林君;但毕竟也是北大学生,更宜爱护本校。林纾先生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还表示,自己平生从来不喜欢“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纾先生骂我,我将“哀矜之不暇”,只是替他难过,哪里还有什么遗憾不理解呢?要说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话,还是你张厚载先生如此爱护“本师”林纾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爱林君,还是害林君呢”?
在复张厚载信的同时,蔡元培也给林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样发表在《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自己办大学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荆生》。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小说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语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译作。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特别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让洛阳“一时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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