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决心南下
有人给黎元洪进言,何不把国会议员们召唤到天津,议员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在天津组织政府就合法了。
黎元洪觉得有道理,于是向银行抵借十二万元,用自己的私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只是,没等议员达到半数,这笔钱很快就用光。黎元洪以“旅费”的名义,给每个议员五百元。有些议员就是为这五百元来的。见黎元洪没多大油水,从天津的又返回北京了。
即便是这样,黎元洪仍我行我素,在天津照样以总统身份,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使团的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符礼德不耐烦了,便在外交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本就是曹锟的近臣,黎元洪在天津处处受困于他。
正当黎在天津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之际,六月十七日,收到好友章太炎的信,力劝他到上海另图发展。
信中有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段祺瑞)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济。……
黎元洪听了章的话,发布了一道命令: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
段祺瑞对黎元洪仍耿耿于怀,见到命令,冷言冷语地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
知道了段的态度后,黎不死心,又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但是张、阎、卢都表现得很冷淡。
再一次受挫后,黎元洪又收到了章太炎六月十七日的信,仍然劝他南下。
信云:“密书已达,数日筹商,仍请我公速成到沪。一、国会议员誓如魂魄,公譬如躯干,有魂魄无躯干,失所凭依,终于散尽。此不能不来者一。二、三百议员到沪,未能过半,非公自来不可。不然,议决之案,无人执行,彼亦无味,非仍被贼人诱去,必则别图建设以招紊乱。此不能不来者二。三、外人仍认公为总统,则沪可截留关余、盐余。即不能截留,亦可使之掯住不发,以绝贼人命脉。公若不来,他人无此力量也,此不能不来者三。四、各派对公,容有同异,然商人最信公,不来则欢忱不接。此不能不来者四。以上四因,皆最切要言,来时有元首之资格,而不必具元首之威仪则更善。”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在沪国会议员刘楚湘等二百八十人,发表了欢迎黎元洪南下的通电。
内言:“公宜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号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内而国人,知正统之所归,正义之所在,即使各方面意见未趋于一致,而公亦当纡尊降贵,与之周旋,只要为国伸正义,不妨己身受劳怨。”
黎元洪此前已经派亲信金永炎去了次上海,和各路“神仙”有过接触。金回来说:“卢(卢永祥)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因此,是否南下,黎还在犹豫。
这时,段祺瑞派亲信李思浩等人也来极力动员黎南下,表示段会尽力给予支持。看来段也想借黎元洪的力,报直系的一箭之仇。
黎元洪终于下决心南下了。
为了安全,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经友人安排,黎元洪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两名日本医生二人踏上行程。于九月十一日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号。
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太炎、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进行一番密商。
随后发出一道通电:“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电云:“(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九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
“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和他的谈话,反应并不热烈,都没有成为一件大新闻。这和黎及其身边人的期望大打折扣。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除卢永祥外,其他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态度,实际上都是反对黎上台的。特别是南边,因黎的上位而恢复法统,使其护法失去合法性,可见所谓护法也多半是竖起的一面旗帜而已。
所以,黎元洪此番到沪来寻求各方支持,大家反映冷淡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炎先生看来也是把形势估计得太过乐观。
而黎这次到上海,好像也真不是时候,因为此间正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要发生军事冲突。
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
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张謇曾找到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言外之意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九月十三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各地应邀而来的代表,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参加者有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人,段祺瑞的代表也有参加。
黎元洪是想协商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说完后,见会场无人应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互相看了看,最后由汪兆铭起立致答:“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接下来的一件事,更让黎元洪难堪。
就在黎在各省代表那里碰了软钉子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
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但事情的发展大出黎的预料,议员在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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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觉得有道理,于是向银行抵借十二万元,用自己的私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只是,没等议员达到半数,这笔钱很快就用光。黎元洪以“旅费”的名义,给每个议员五百元。有些议员就是为这五百元来的。见黎元洪没多大油水,从天津的又返回北京了。
即便是这样,黎元洪仍我行我素,在天津照样以总统身份,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使团的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符礼德不耐烦了,便在外交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本就是曹锟的近臣,黎元洪在天津处处受困于他。
正当黎在天津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之际,六月十七日,收到好友章太炎的信,力劝他到上海另图发展。
信中有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段祺瑞)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济。……
黎元洪听了章的话,发布了一道命令: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
段祺瑞对黎元洪仍耿耿于怀,见到命令,冷言冷语地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
知道了段的态度后,黎不死心,又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但是张、阎、卢都表现得很冷淡。
再一次受挫后,黎元洪又收到了章太炎六月十七日的信,仍然劝他南下。
信云:“密书已达,数日筹商,仍请我公速成到沪。一、国会议员誓如魂魄,公譬如躯干,有魂魄无躯干,失所凭依,终于散尽。此不能不来者一。二、三百议员到沪,未能过半,非公自来不可。不然,议决之案,无人执行,彼亦无味,非仍被贼人诱去,必则别图建设以招紊乱。此不能不来者二。三、外人仍认公为总统,则沪可截留关余、盐余。即不能截留,亦可使之掯住不发,以绝贼人命脉。公若不来,他人无此力量也,此不能不来者三。四、各派对公,容有同异,然商人最信公,不来则欢忱不接。此不能不来者四。以上四因,皆最切要言,来时有元首之资格,而不必具元首之威仪则更善。”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在沪国会议员刘楚湘等二百八十人,发表了欢迎黎元洪南下的通电。
内言:“公宜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号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内而国人,知正统之所归,正义之所在,即使各方面意见未趋于一致,而公亦当纡尊降贵,与之周旋,只要为国伸正义,不妨己身受劳怨。”
黎元洪此前已经派亲信金永炎去了次上海,和各路“神仙”有过接触。金回来说:“卢(卢永祥)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因此,是否南下,黎还在犹豫。
这时,段祺瑞派亲信李思浩等人也来极力动员黎南下,表示段会尽力给予支持。看来段也想借黎元洪的力,报直系的一箭之仇。
黎元洪终于下决心南下了。
为了安全,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经友人安排,黎元洪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两名日本医生二人踏上行程。于九月十一日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号。
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太炎、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进行一番密商。
随后发出一道通电:“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电云:“(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九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
“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和他的谈话,反应并不热烈,都没有成为一件大新闻。这和黎及其身边人的期望大打折扣。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除卢永祥外,其他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态度,实际上都是反对黎上台的。特别是南边,因黎的上位而恢复法统,使其护法失去合法性,可见所谓护法也多半是竖起的一面旗帜而已。
所以,黎元洪此番到沪来寻求各方支持,大家反映冷淡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炎先生看来也是把形势估计得太过乐观。
而黎这次到上海,好像也真不是时候,因为此间正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要发生军事冲突。
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
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张謇曾找到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言外之意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九月十三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各地应邀而来的代表,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参加者有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人,段祺瑞的代表也有参加。
黎元洪是想协商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说完后,见会场无人应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互相看了看,最后由汪兆铭起立致答:“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接下来的一件事,更让黎元洪难堪。
就在黎在各省代表那里碰了软钉子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
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但事情的发展大出黎的预料,议员在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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