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四川自治和贵州民九事件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其实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熊范舆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麟书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
这就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民九(民国九年)事件”。
王文华在上海获悉贵州夺权捷报后,往见孙中山,汇报贵州政局变化情况。孙中山委任王文华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王往浙江去争取浙江督军卢永祥。
不幸的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王文华的部将袁祖铭,收买刺客,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将王文华刺杀,时年三十二岁,葬于杭州。
一九三零年,王文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
卢焘获知王文华的死讯后,才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成为贵州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年四月二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
卢焘由于家境贫寒,九岁才进私塾启蒙。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他学习很用功,常常熬夜苦读。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十七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卢焘不仅学业出类拔苹,而且机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十六岁,趁假期跟随在象县任军职(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轩到象县(今象州)玩。其间,郭主事带兵出差柳州。当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县后,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
由于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时惊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卢焘挺身而出,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筒,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派人赶赴柳州报警。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破城。天明时,他们见匪帮只有少数土枪,武器还不如守城兵民,便大开城门冲杀而出。匪帮力不能支,丢下耕牛、财物,争相逃命,象县各界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
一九零零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
一九零四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一九零五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九零七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组织南方起义。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遂离开军营,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作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一九零八年六月,他们运一批樟脑到香.港卖掉,转买了一批武器弹药,暗藏在回头货棉纱包内,途中被武宣县厘金局查出没收。张铁城、卢焘均被广西当局通缉,分别逃往奉天(今辽宁)、香.港。不久卢焘从香.港返回南宁,经龙州取道安南河内,转往云南。
一九零九年五月抵达昆明,投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营部当司书生。后入云南讲武堂,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
此时,云南讲武堂系同盟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讲武堂的很多学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卢焘进入讲武堂后,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胡瑛、李云鹄、金汉鼎、李汉文、田钟谷等人结拜为兄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见习。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的同盟会组织立即响应。,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攻占云贵总督府、兵工厂和军械局,进而占领昆明全城。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七十三标三营三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十一月,独立大队急行军进占四川古蔺县。卢焘进入县衙视察,发现县衙内人员早已跑光.但存有数万银元,他即派兵严加看守,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乱动,违者严惩。接着,他下令找回县长,并向县长宣讲滇军援川的意义,又将银元分文不少交还县长,然后率部离开古蔺。从此,古蔺县人齐声称赞卢焘是一位不贪钱、禁抢掳的好军官。
一九一四年四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从柳州到达贵阳,被任命为贵州东路巡防管带。七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卢焘为团副。一九一六年一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护国反袁,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一、二、三团,卢焘任第二团团长。
卢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卢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泾渭分明,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在一九四九年被杀害。一九八六年新中国民政部追认卢焘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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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熊范舆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麟书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
这就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民九(民国九年)事件”。
王文华在上海获悉贵州夺权捷报后,往见孙中山,汇报贵州政局变化情况。孙中山委任王文华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王往浙江去争取浙江督军卢永祥。
不幸的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王文华的部将袁祖铭,收买刺客,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将王文华刺杀,时年三十二岁,葬于杭州。
一九三零年,王文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
卢焘获知王文华的死讯后,才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成为贵州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年四月二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
卢焘由于家境贫寒,九岁才进私塾启蒙。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他学习很用功,常常熬夜苦读。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十七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卢焘不仅学业出类拔苹,而且机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十六岁,趁假期跟随在象县任军职(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轩到象县(今象州)玩。其间,郭主事带兵出差柳州。当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县后,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
由于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时惊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卢焘挺身而出,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筒,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派人赶赴柳州报警。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破城。天明时,他们见匪帮只有少数土枪,武器还不如守城兵民,便大开城门冲杀而出。匪帮力不能支,丢下耕牛、财物,争相逃命,象县各界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
一九零零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
一九零四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一九零五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九零七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组织南方起义。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遂离开军营,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作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一九零八年六月,他们运一批樟脑到香.港卖掉,转买了一批武器弹药,暗藏在回头货棉纱包内,途中被武宣县厘金局查出没收。张铁城、卢焘均被广西当局通缉,分别逃往奉天(今辽宁)、香.港。不久卢焘从香.港返回南宁,经龙州取道安南河内,转往云南。
一九零九年五月抵达昆明,投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营部当司书生。后入云南讲武堂,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
此时,云南讲武堂系同盟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讲武堂的很多学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卢焘进入讲武堂后,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胡瑛、李云鹄、金汉鼎、李汉文、田钟谷等人结拜为兄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见习。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的同盟会组织立即响应。,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攻占云贵总督府、兵工厂和军械局,进而占领昆明全城。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七十三标三营三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十一月,独立大队急行军进占四川古蔺县。卢焘进入县衙视察,发现县衙内人员早已跑光.但存有数万银元,他即派兵严加看守,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乱动,违者严惩。接着,他下令找回县长,并向县长宣讲滇军援川的意义,又将银元分文不少交还县长,然后率部离开古蔺。从此,古蔺县人齐声称赞卢焘是一位不贪钱、禁抢掳的好军官。
一九一四年四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从柳州到达贵阳,被任命为贵州东路巡防管带。七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卢焘为团副。一九一六年一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护国反袁,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一、二、三团,卢焘任第二团团长。
卢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卢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泾渭分明,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在一九四九年被杀害。一九八六年新中国民政部追认卢焘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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