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张毒菌
张敬尧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难于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张自己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看到家乡受难也无法无动于衷。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已甚。
张对熊大为不满,质问熊说他贪赃枉法有什么证据,好脾气的熊熊希龄也火了,愤怒地回张一电。
电云:“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
“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但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
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
长沙市学校,大多用于驻兵,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有的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
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
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
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义子,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赶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都是由学生发动,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成为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例。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但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
十二月二日,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张敬尧竟派其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
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
张敬汤当场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此后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
十二月六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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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难于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张自己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看到家乡受难也无法无动于衷。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已甚。
张对熊大为不满,质问熊说他贪赃枉法有什么证据,好脾气的熊熊希龄也火了,愤怒地回张一电。
电云:“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
“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但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
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
长沙市学校,大多用于驻兵,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有的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
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
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
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义子,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赶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都是由学生发动,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成为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例。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但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
十二月二日,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张敬尧竟派其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
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
张敬汤当场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此后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
十二月六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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