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厚脸皮的王揖唐
徐世昌这个总统虽然不同于黎元洪,但从根本上说终不过也是个傀儡,一个傀儡总统会有多大的作为?
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重新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遭致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报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同日吴又电复龚心湛:“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主张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和响应,被搞得狼狈之极龚心湛代总理,只能提出辞职。
吴佩孚在又一次大出风头之时,也遭致北洋系内部一片谴责之声。他本人倒满不在乎,但跟着倒霉的是他的老上司曹锟。曹不得不一方面发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方面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以示赔罪。
与此同时也不忘为自己的爱将开脱,致电国务院:“军人们和政.府唱反调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自持自己是段祺瑞的近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有当这个总代表的能力和实力。
另一方面,他以为南方最大的实力派是陆荣廷,是准备以副总统的高位来笼络陆,认定这样就可搞定南方。于是便置全国唾骂和西南军政.府的反对如耳边风,不顾一切,坚决南下包办和平。
他想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但被拒绝,朱可不想再趟这个混水,只想躲得远远的。
王揖唐向大总统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时,徐只说了一个“让”字。
于是,九月十日他在外交大楼宴请各界人士,即席发表演说时便言道:“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
又在通电全国时有言:“以诚之一字与各方周旋。”
他还有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王揖唐也曾于九月八日,应邀到保定访问曹锟,九月十一日,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和这两个人见过面后,他好像更有信心了。
王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
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于十九日到上海,但他却提前一日,十八日就到了。放出风在北站下车,却在龙华车站下车。他很想为促和大出风头,但又怕遇刺而神神鬼鬼。
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居无定所。
他此行携带大批随员和五十万现金,这些随员到处替他拉拢了地头蛇,运动报馆,每天制造新闻,登载假消息。
譬如:“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
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凭空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
还伪造了许多上海团体印发的传单,吹嘘他在上海如何受欢迎。
此公脸皮很厚,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我行我素。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那么的怕死,他下榻的哈同花园曾发生炸.弹爆.炸,竟也骇不倒他。
本来就名声不好,这一系列的劣行,只能让他更加声名狼藉。
这时候的王揖唐,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到处都是喊打之声。
不过也有例外,已经被南方边缘化了的,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此时却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
他的理由是,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指出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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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重新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遭致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报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同日吴又电复龚心湛:“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主张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和响应,被搞得狼狈之极龚心湛代总理,只能提出辞职。
吴佩孚在又一次大出风头之时,也遭致北洋系内部一片谴责之声。他本人倒满不在乎,但跟着倒霉的是他的老上司曹锟。曹不得不一方面发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方面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以示赔罪。
与此同时也不忘为自己的爱将开脱,致电国务院:“军人们和政.府唱反调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自持自己是段祺瑞的近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有当这个总代表的能力和实力。
另一方面,他以为南方最大的实力派是陆荣廷,是准备以副总统的高位来笼络陆,认定这样就可搞定南方。于是便置全国唾骂和西南军政.府的反对如耳边风,不顾一切,坚决南下包办和平。
他想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但被拒绝,朱可不想再趟这个混水,只想躲得远远的。
王揖唐向大总统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时,徐只说了一个“让”字。
于是,九月十日他在外交大楼宴请各界人士,即席发表演说时便言道:“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
又在通电全国时有言:“以诚之一字与各方周旋。”
他还有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王揖唐也曾于九月八日,应邀到保定访问曹锟,九月十一日,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和这两个人见过面后,他好像更有信心了。
王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
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于十九日到上海,但他却提前一日,十八日就到了。放出风在北站下车,却在龙华车站下车。他很想为促和大出风头,但又怕遇刺而神神鬼鬼。
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居无定所。
他此行携带大批随员和五十万现金,这些随员到处替他拉拢了地头蛇,运动报馆,每天制造新闻,登载假消息。
譬如:“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
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凭空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
还伪造了许多上海团体印发的传单,吹嘘他在上海如何受欢迎。
此公脸皮很厚,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我行我素。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那么的怕死,他下榻的哈同花园曾发生炸.弹爆.炸,竟也骇不倒他。
本来就名声不好,这一系列的劣行,只能让他更加声名狼藉。
这时候的王揖唐,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到处都是喊打之声。
不过也有例外,已经被南方边缘化了的,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此时却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
他的理由是,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指出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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