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街头一景
汉口和汉阳光复后,整个武汉乃至湖北形势更加向好,各方面工作也逐渐步入轨道。为了做好日常的军政工作,经黎元洪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决定成立谋略处,处理军政.府日常事务。
谋略处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人建立的军政机构。设谋略十五人,由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等组成。下设秘书、参谋二厅,统筹一切军政事务,为当时最高的革命政权机关。后改组为参谋部,隶属于湖北军政.府。
谋略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蔡济民,张廷辅。
张廷辅(1883--1912),字清澄,河北省邯郸县裴家堡村人。少年时入广平府(今永年县)莲亭书院读书。
一九零三年,考入北洋姚村陆军小学,因具有反清思想,和革命党人有联系,被开除学籍。
一九零七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鄂军任见习士官、排长。
一九零九年,与蔡济民等人组织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他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革命,组织下级军官及士兵、团员达数万人,成为新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起义部队为基干就近招募新兵,预编八协,暂成四协,张廷辅任第四协统领。
张廷辅与清军几次激战中,相继担任要职,是武昌城防部队的主要将领。
他在与清军两次激烈战斗中曾负伤指挥,直到重伤被抬回武昌治疗。不等伤口愈合,又赴前线,曾率第七标防守江汉关、四官殿一带,击退清军数次进攻。
张廷辅被称为“黎之三杰”,是黎元洪的得力助手。
十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官会议。
沟通了武昌、汉口,汉阳的情况后,黎元洪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各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但革命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急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后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杨汉口,必立时相应,陆续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之军队中的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升去的约五十员主多,下级军官就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各尽职责,速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紧要的任务。”
从黎元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黎元洪首先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前他不是革命党人,或者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其次,很有说服力的概括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革命必胜,以此来建立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斗志。也指出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发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扩军备战,准备打仗。
从这一番话里,很容易发现,从对革命的态度上看,他已经基本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最后,从这番讲话里,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工作状态。
请记住,黎元洪讲这些话是十月十二日,黎元洪上任的第二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如前边所说,因为很多史书,资料,在记述这段时间的黎元洪,都是他一言不发,张嘴说话也一定是“别害他,放他走,这是杀头的罪”,等等。有些资料竟无中生有的说,为了防止黎元洪逃跑,这个时候的黎元洪是被软禁的,是有专人看着他的。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十月十二日的这一番讲话呢?
散会后,黎元洪马上写信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抗日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湖北特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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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处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人建立的军政机构。设谋略十五人,由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等组成。下设秘书、参谋二厅,统筹一切军政事务,为当时最高的革命政权机关。后改组为参谋部,隶属于湖北军政.府。
谋略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蔡济民,张廷辅。
张廷辅(1883--1912),字清澄,河北省邯郸县裴家堡村人。少年时入广平府(今永年县)莲亭书院读书。
一九零三年,考入北洋姚村陆军小学,因具有反清思想,和革命党人有联系,被开除学籍。
一九零七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鄂军任见习士官、排长。
一九零九年,与蔡济民等人组织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他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革命,组织下级军官及士兵、团员达数万人,成为新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起义部队为基干就近招募新兵,预编八协,暂成四协,张廷辅任第四协统领。
张廷辅与清军几次激战中,相继担任要职,是武昌城防部队的主要将领。
他在与清军两次激烈战斗中曾负伤指挥,直到重伤被抬回武昌治疗。不等伤口愈合,又赴前线,曾率第七标防守江汉关、四官殿一带,击退清军数次进攻。
张廷辅被称为“黎之三杰”,是黎元洪的得力助手。
十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官会议。
沟通了武昌、汉口,汉阳的情况后,黎元洪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各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但革命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急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后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杨汉口,必立时相应,陆续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之军队中的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升去的约五十员主多,下级军官就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各尽职责,速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紧要的任务。”
从黎元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黎元洪首先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前他不是革命党人,或者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其次,很有说服力的概括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革命必胜,以此来建立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斗志。也指出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发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扩军备战,准备打仗。
从这一番话里,很容易发现,从对革命的态度上看,他已经基本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最后,从这番讲话里,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工作状态。
请记住,黎元洪讲这些话是十月十二日,黎元洪上任的第二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如前边所说,因为很多史书,资料,在记述这段时间的黎元洪,都是他一言不发,张嘴说话也一定是“别害他,放他走,这是杀头的罪”,等等。有些资料竟无中生有的说,为了防止黎元洪逃跑,这个时候的黎元洪是被软禁的,是有专人看着他的。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十月十二日的这一番讲话呢?
散会后,黎元洪马上写信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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