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梦断紫禁城
袁发表“帝制始末”,其实是垂死挣扎。
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事变在唯物史观看来,必然是所有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同无数个物理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形成为合力。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作用的,不管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拉历史的倒车。但是,由于个人的能力不同,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个别人由于他的地位和手里的资源,其作用可能会比普通人大很多。也就是说,特殊人物的行为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袁世凯,他如果不称帝,民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但是,无论一个人地位多高,手中掌控的资源多强大,不管这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谁都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袁世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说起袁世凯的病,起始不过是男人最常见的病——前列腺增生。这种病的早期,人一般是觉察不到,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排尿,便会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
原因是膀胱里的尿排不出去,尿残留越来越多,但太满了总要排出,便是尿急。每次只能尿出少许,不一会儿又满了,谓之为尿频。严重了,一个晚上要不停的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睡着了,尿也可能自己溢出,就是所谓的充溢性尿失禁。
到了这个时候,连傻子都能知道自己病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例外。
前列腺增生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手术。如果是现在就简单了,微创手术,从尿道进入用激光把增生的部位切除。袁世凯那个时候,恐怕是要把前列腺切除。
前列腺切除其实在西医也是小手术,切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袁世凯不信西医,只信中医。中医不能手术,只能是吃药,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都来奉药,都来凑热闹。袁世凯是来者不拒,有病乱投医,药越吃越多。
在前列腺增生病的早期,对症吃中药肯定能对进一步的增生起到抑制作用,但不可能把增大的地方化掉。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病到了袁世凯这样的程度,吃中药已经无效。
如果吃中药只是没用,也就罢了,但是袁世凯这时候大量的吃中药就是吃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袁世凯尿长期排不出去,残留在膀胱里。排尿也是排毒,尿排不出去,身体中的毒本就排不出去,再吃药,不是毒上加毒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尿毒症。
本就是病入膏肓,需要静养,但袁世凯是个死也不能放权的人。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耳。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闷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五月二十二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致命电。
一个病人,哪经得起如此的精神折磨。
袁世凯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他病危于五月二十七日,在此以前已心疲力竭。二十七日发病时,来势甚猛,其家人急请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二人除摇头外别无良策。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袁世凯的左右本不打算让他知道。可是他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电报还没听完,人就昏了过去。
六月二日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行了,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
徐世昌于六月五日抵京,马上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四十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
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
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
原来六月四日天袁病势加剧,总统府不顾一切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断定已无可救治。
到五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是那些帝制派呢?还是其他什么人。
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四十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这句话。
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也只能和他的去世一起入土。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清晨三时,袁世凯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人世诀别了。
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真的是日本大敌吗?驻节朝鲜时或许是,坐上大总统宝座后,好像一直在看日本的脸色行事。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临终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
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问:“总统有什么交代?”
袁世凯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费了很大的劲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
但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
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国军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
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
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金匮石屋。”
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世凯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
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
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睚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世凯虽是六月六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六月五日,这一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是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遗令引用了旧《约法》,很明显这遗令不会出自袁世凯。
六月七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
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一百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奔走相告,国家去一大害,扶老携幼皆大欢喜。
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形成了尖锐的比对。
袁的灵柩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到彰德。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五月一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个争论很大的历史人物。
对千夫所指惯为横眉冷对的大思想家、文坛巨匠鲁.讯先生,对袁世凯似乎有些宽容。
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离开故乡,来到京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并不是十分庞大,一个教育部也就是几十个人。教育部的下层官员的管理和任命,都由当时的总统直接签发委任状。
鲁.迅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较高,同样也获得了得到了袁世凯总统的正式委任状。这份经过签字的委任状,原件叫任命状。
这样,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和总统袁世凯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在其政.府任职的鲁迅和他有过一次会面。
从一九一二年冬季开始,袁世凯就定下规矩,亲自在总统府举行接见北洋政.府各部推荐的任命官员的仪式。
也就是说,袁要跟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本身是什么的为人做风。
当时政.府部门人员众多,每日接见三到四批都要持续多日方才接见妥当。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自然也要进府述职,他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带领,一大早晨就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拜见权力顶峰的袁。
接见仪式并不繁琐,袁也没有糊弄了事,他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要讲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发展意见,他还会点评,遇到有见解的还会派人记录。
这番举动使鲁迅大受震动。
在袁去世之后,没有礼服的鲁.迅,为了祭奠曾经上司,向友人借来了礼服。受教育部指派到总统府吊祭。这是二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接触联系。
鲁.迅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袁,一次见到了死去的总统。或许,鲁迅与袁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或是服务性质的。因此他并没有对袁大加评价,只在作品中略微提过几句。
鲁.迅这样评价袁:“现如今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自身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这是一句有褒有贬的评价之语。
后来鲁.讯在《杀错了人》一文中写道:“袁大杀党人,从他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梁启超在他的《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痛心疾首地称袁为“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最糟糕之统治者”。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内中有段话写道:“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肯定的说,袁世凯是个努力做事的人。
纵观他的一生,做过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尤其是在中国完成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和平过渡上,他的贡献无人可比。
而另一方面,他也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出卖维新志士、迫害革命党人、搞垮国会等。他做的最大坏事,莫过于复辟称帝。
笔者在本书开头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有的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一个封建统治源远流长,缺少民主传统和熏陶的国度里,好不容易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有那么一点进步,却权欲熏心而拉历史的倒车,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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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事变在唯物史观看来,必然是所有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同无数个物理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形成为合力。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作用的,不管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拉历史的倒车。但是,由于个人的能力不同,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个别人由于他的地位和手里的资源,其作用可能会比普通人大很多。也就是说,特殊人物的行为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袁世凯,他如果不称帝,民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但是,无论一个人地位多高,手中掌控的资源多强大,不管这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谁都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袁世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说起袁世凯的病,起始不过是男人最常见的病——前列腺增生。这种病的早期,人一般是觉察不到,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排尿,便会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
原因是膀胱里的尿排不出去,尿残留越来越多,但太满了总要排出,便是尿急。每次只能尿出少许,不一会儿又满了,谓之为尿频。严重了,一个晚上要不停的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睡着了,尿也可能自己溢出,就是所谓的充溢性尿失禁。
到了这个时候,连傻子都能知道自己病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例外。
前列腺增生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手术。如果是现在就简单了,微创手术,从尿道进入用激光把增生的部位切除。袁世凯那个时候,恐怕是要把前列腺切除。
前列腺切除其实在西医也是小手术,切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袁世凯不信西医,只信中医。中医不能手术,只能是吃药,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都来奉药,都来凑热闹。袁世凯是来者不拒,有病乱投医,药越吃越多。
在前列腺增生病的早期,对症吃中药肯定能对进一步的增生起到抑制作用,但不可能把增大的地方化掉。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病到了袁世凯这样的程度,吃中药已经无效。
如果吃中药只是没用,也就罢了,但是袁世凯这时候大量的吃中药就是吃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袁世凯尿长期排不出去,残留在膀胱里。排尿也是排毒,尿排不出去,身体中的毒本就排不出去,再吃药,不是毒上加毒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尿毒症。
本就是病入膏肓,需要静养,但袁世凯是个死也不能放权的人。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耳。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闷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五月二十二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致命电。
一个病人,哪经得起如此的精神折磨。
袁世凯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他病危于五月二十七日,在此以前已心疲力竭。二十七日发病时,来势甚猛,其家人急请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二人除摇头外别无良策。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袁世凯的左右本不打算让他知道。可是他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电报还没听完,人就昏了过去。
六月二日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行了,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
徐世昌于六月五日抵京,马上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四十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
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
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
原来六月四日天袁病势加剧,总统府不顾一切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断定已无可救治。
到五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是那些帝制派呢?还是其他什么人。
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四十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这句话。
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也只能和他的去世一起入土。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清晨三时,袁世凯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人世诀别了。
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真的是日本大敌吗?驻节朝鲜时或许是,坐上大总统宝座后,好像一直在看日本的脸色行事。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临终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
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问:“总统有什么交代?”
袁世凯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费了很大的劲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
但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
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国军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
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
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金匮石屋。”
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世凯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
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
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睚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世凯虽是六月六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六月五日,这一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是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遗令引用了旧《约法》,很明显这遗令不会出自袁世凯。
六月七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
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一百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奔走相告,国家去一大害,扶老携幼皆大欢喜。
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形成了尖锐的比对。
袁的灵柩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到彰德。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五月一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个争论很大的历史人物。
对千夫所指惯为横眉冷对的大思想家、文坛巨匠鲁.讯先生,对袁世凯似乎有些宽容。
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离开故乡,来到京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并不是十分庞大,一个教育部也就是几十个人。教育部的下层官员的管理和任命,都由当时的总统直接签发委任状。
鲁.迅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较高,同样也获得了得到了袁世凯总统的正式委任状。这份经过签字的委任状,原件叫任命状。
这样,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和总统袁世凯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在其政.府任职的鲁迅和他有过一次会面。
从一九一二年冬季开始,袁世凯就定下规矩,亲自在总统府举行接见北洋政.府各部推荐的任命官员的仪式。
也就是说,袁要跟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本身是什么的为人做风。
当时政.府部门人员众多,每日接见三到四批都要持续多日方才接见妥当。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自然也要进府述职,他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带领,一大早晨就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拜见权力顶峰的袁。
接见仪式并不繁琐,袁也没有糊弄了事,他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要讲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发展意见,他还会点评,遇到有见解的还会派人记录。
这番举动使鲁迅大受震动。
在袁去世之后,没有礼服的鲁.迅,为了祭奠曾经上司,向友人借来了礼服。受教育部指派到总统府吊祭。这是二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接触联系。
鲁.迅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袁,一次见到了死去的总统。或许,鲁迅与袁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或是服务性质的。因此他并没有对袁大加评价,只在作品中略微提过几句。
鲁.迅这样评价袁:“现如今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自身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这是一句有褒有贬的评价之语。
后来鲁.讯在《杀错了人》一文中写道:“袁大杀党人,从他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梁启超在他的《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痛心疾首地称袁为“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最糟糕之统治者”。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内中有段话写道:“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肯定的说,袁世凯是个努力做事的人。
纵观他的一生,做过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尤其是在中国完成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和平过渡上,他的贡献无人可比。
而另一方面,他也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出卖维新志士、迫害革命党人、搞垮国会等。他做的最大坏事,莫过于复辟称帝。
笔者在本书开头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有的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一个封建统治源远流长,缺少民主传统和熏陶的国度里,好不容易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有那么一点进步,却权欲熏心而拉历史的倒车,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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