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贵州护国起义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同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为了筹饷,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起义领袖曾经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
“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民国五年一月二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戡和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也都是护国军的重要核心人物。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他积极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也因护国运动而声名远播。一九二零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一九二四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推荐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即现今的西安、上海、北京、西南、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
这一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一九四四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六十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排斥。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便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这时,受云南影响。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
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号果严,为王伯群之胞弟。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兴义市景家屯村,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零六年与窦简之等赴贵阳,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后转入贵阳优级师范选科,精研史地。
这是个对贵州护国起义做出特殊贡献之人。
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后,王文华积极响应。面对贵州当局的犹豫不决,王文华与兄王伯群多方奔走,陈述护国大义。
王文华利用手中掌握的模范营,将黔军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的重大意义,与会的军官情绪高昂。
团长吴传声发出誓言:“这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时机,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
通过一番发动,军队上下,人人激奋,个个准备杀贼立功。王文华又联络驻黔东、黔南的二、三团同心协力,一致反对帝制。
在贵州军民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世凯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民国五年一月七日,他电请袁世凯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
袁世凯不理解龙建章的苦衷,对其来电特别反感。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
袁世凯此时为了拉拢刘显世,提拔其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
两面不讨好的龙建章,于一月十六日化装逃走。
王文华和刘显世有亲属关系,也深得刘显世的信任。
这一天,他苦口婆心的做刘显世的工作。指出: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相容,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袁者,便是国贼走狗。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还在犹豫,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坚定地说:“您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
刘显世当然不会这样做,但他内心不能不为王文华的一片赤诚所震撼。
不过,王文华的话却也提醒了他。贵州是个穷省,起事也需要银钱,于是马上电请袁世凯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刘显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虽然大多都反感于袁世凯称帝,但对武力讨袁,多数人还是持否定态度。会议形成了主战与反战的两派,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反战派郭重光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
王文华听罢,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
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汇来军饷三十万元到帐,刘显世等得就是这个。
贵州随即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会议上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
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檄文:“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民心的真正意向。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地调遣。
当袁世凯看到贵州护国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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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饷,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起义领袖曾经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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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
“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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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民国五年一月二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戡和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也都是护国军的重要核心人物。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他积极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也因护国运动而声名远播。一九二零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一九二四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推荐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即现今的西安、上海、北京、西南、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
这一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一九四四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六十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排斥。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便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这时,受云南影响。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
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号果严,为王伯群之胞弟。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兴义市景家屯村,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零六年与窦简之等赴贵阳,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后转入贵阳优级师范选科,精研史地。
这是个对贵州护国起义做出特殊贡献之人。
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后,王文华积极响应。面对贵州当局的犹豫不决,王文华与兄王伯群多方奔走,陈述护国大义。
王文华利用手中掌握的模范营,将黔军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的重大意义,与会的军官情绪高昂。
团长吴传声发出誓言:“这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时机,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
通过一番发动,军队上下,人人激奋,个个准备杀贼立功。王文华又联络驻黔东、黔南的二、三团同心协力,一致反对帝制。
在贵州军民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世凯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民国五年一月七日,他电请袁世凯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
袁世凯不理解龙建章的苦衷,对其来电特别反感。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
袁世凯此时为了拉拢刘显世,提拔其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
两面不讨好的龙建章,于一月十六日化装逃走。
王文华和刘显世有亲属关系,也深得刘显世的信任。
这一天,他苦口婆心的做刘显世的工作。指出: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相容,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袁者,便是国贼走狗。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还在犹豫,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坚定地说:“您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
刘显世当然不会这样做,但他内心不能不为王文华的一片赤诚所震撼。
不过,王文华的话却也提醒了他。贵州是个穷省,起事也需要银钱,于是马上电请袁世凯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刘显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虽然大多都反感于袁世凯称帝,但对武力讨袁,多数人还是持否定态度。会议形成了主战与反战的两派,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反战派郭重光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
王文华听罢,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
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汇来军饷三十万元到帐,刘显世等得就是这个。
贵州随即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会议上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
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檄文:“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民心的真正意向。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地调遣。
当袁世凯看到贵州护国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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