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历史佳话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关于军政.府都督的人选,蔡锷和唐继尧二公相互推让,由于蔡锷的坚持,最终推举唐继尧为军政.府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指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张子贞为参谋厅长、庾恩肠为军政厅长、陈廷策为民政厅长、丁光冠为司法厅长、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
军政.府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资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世凯忿怒到了极点。他应该是清楚云南地理环境,对云南用兵不一定如平定二次革命那样顺利。
但他知道,必需使用雷霆手段,尽快解决云南问题。他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称帝有多少民意支持,一旦各地效仿和响应云南,弄不好局面可能失去控制。
于是,袁世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还一厢情愿地下令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
“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引起争论,其一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
但是,这样相当于另立中.央,蔡锷和唐继尧都认为不妥。既不能包办讨袁,也不能让世人认为己方是争权夺位,“当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保留地方建制,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
其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这样就更加出师有名。
其三、护国军云南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唐继尧的理由很充分,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他的长官,他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云南都督。
可是蔡锷力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
两位贤者的谦让,令人感动,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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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指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张子贞为参谋厅长、庾恩肠为军政厅长、陈廷策为民政厅长、丁光冠为司法厅长、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
军政.府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资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世凯忿怒到了极点。他应该是清楚云南地理环境,对云南用兵不一定如平定二次革命那样顺利。
但他知道,必需使用雷霆手段,尽快解决云南问题。他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称帝有多少民意支持,一旦各地效仿和响应云南,弄不好局面可能失去控制。
于是,袁世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还一厢情愿地下令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
“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引起争论,其一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
但是,这样相当于另立中.央,蔡锷和唐继尧都认为不妥。既不能包办讨袁,也不能让世人认为己方是争权夺位,“当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保留地方建制,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
其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这样就更加出师有名。
其三、护国军云南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唐继尧的理由很充分,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他的长官,他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云南都督。
可是蔡锷力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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