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传染性的政治病
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
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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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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