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洪宪六君子
冯国璋听了袁世凯这番表示,不能不信了,但他辞出后,还是顺道来到政事堂机要局,见局长张一麐。
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捍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度却不想错过这千载良机,坚持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这六人被称为“洪宪六君子”。
一般说来,能获得几君子之称,应当是几个人干了什么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历史的倒车而被称作君子,很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个个是大家,都有辉煌人生。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安徽寿州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
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说起来,按辈份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是黄兴的弟子,兴中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任武昌临时**外交部长,南京临时**山东都督。与宋教仁、覃振并称桃源三杰。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这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
孙毓筠、胡瑛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
这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曾投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后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被袁政.府聘为咨议。
他也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
“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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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捍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度却不想错过这千载良机,坚持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这六人被称为“洪宪六君子”。
一般说来,能获得几君子之称,应当是几个人干了什么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历史的倒车而被称作君子,很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个个是大家,都有辉煌人生。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安徽寿州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
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说起来,按辈份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是黄兴的弟子,兴中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任武昌临时**外交部长,南京临时**山东都督。与宋教仁、覃振并称桃源三杰。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这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
孙毓筠、胡瑛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
这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曾投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后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被袁政.府聘为咨议。
他也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
“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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