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禁赌
宋育仁被递解后,他的老师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惊吓。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袁世凯顺势派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
王闿运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其擅离职守。
袁世凯将王闿运等人招到麾下,并不是想指望着些人为他独当一面,也没指望着些人干成什么事。只是想让他们装潢门面,显示自己人才尽用。这样的人走就走了,尤其这王闿运,袁世凯正看他不顺眼,巴不得快点滚蛋。
弹劾就免了,大总统以王闿运“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任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将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这样的情势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和法制社会相比,人治社会的局限在于,光有法是不够的。如果当权者不重视,不花大气力抓,再严苛的法也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而对法的贯彻执行,又常常以搞运动的形式出现,风头浪尖上,人们会很当回事。过了一些时间,或者当权者又力推别件事了,便会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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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袁世凯顺势派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
王闿运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其擅离职守。
袁世凯将王闿运等人招到麾下,并不是想指望着些人为他独当一面,也没指望着些人干成什么事。只是想让他们装潢门面,显示自己人才尽用。这样的人走就走了,尤其这王闿运,袁世凯正看他不顺眼,巴不得快点滚蛋。
弹劾就免了,大总统以王闿运“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任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将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这样的情势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和法制社会相比,人治社会的局限在于,光有法是不够的。如果当权者不重视,不花大气力抓,再严苛的法也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而对法的贯彻执行,又常常以搞运动的形式出现,风头浪尖上,人们会很当回事。过了一些时间,或者当权者又力推别件事了,便会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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