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解除党锢
第159章解除党锢
三月初七,皇帝班诏,大赦天下党人,令各地流民都回到原籍并不予追究,只有张角兄弟不予赦免。
然而,若要让皇帝出钱出马,即便他富有四海也感到肉疼。于是皇帝又下诏,让公卿大臣们贡献马匹和兵器,推举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子弟或官吏百姓,共御黄巾叛乱。
皇帝,最终还是向士族妥协了。
如果桓帝不死,第一次党锢之祸处理二百多人后士族集团和皇权会再次归于平衡,东汉这架破车也许还能再坚持个几十年。
但随着他死后,士族集团在皇权角逐战中整体被打倒,宦官子弟和各种关系户们开始下放到地方,东汉政权在财政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吏治”彻底崩塌掉了。
越来越多的阉党开始变成妖魔鬼怪下放到地方,然后开始了涸泽而渔的横征暴敛。
每到王朝末年,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个腐败问题,甚至会形成一套明码标价的潜规则。
自打党锢之祸士族集团被宦官集团彻底打倒后,东汉这架老爷车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不仅仅是宦官子弟们开始横行天下,更重要的是,钱成为了评价进步的唯一标准。
士族集团在的时候,所有的官僚体系是错综复杂但又井井有条的。整个官僚体系会进行非常综合的评价与排名,总体来讲,由于士族集团有家底,有未来,往往就会比较规矩,不会涸泽而渔。相反谁要是敢破坏士族集团的规矩,谁就会被整个士族圈子所不容,仕途堪忧,回老家也会受排挤,甚至会被扫出这个圈儿。
但是到了太监这,规矩就变了。太监们在未来的论资排辈上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他们因此不会看重官场上的潜规则,再加上由于天天在皇帝边上,身边更是阴险毒辣到极致的“刑余之人”,所以太监们普遍是“短视”的。
党锢之祸后,士族就已经开始有转化回豪族的趋势了。
因为仕途和仕途所带来的稳定地方分红都已经不存在了。
各地的士族已经开始利用祖祖辈辈的积淀和强大经济实力开始囤积土地,吸纳人口。
但是,由于士族是突然间失去社会资源和垄断地位的,重新在中央和地方上当权的往往又对他们并不友好所以时刻警惕与防备,所以这个进程进展的很慢。
但是黄巾之乱,给了士族重返中央的机会,因为乱局使得各地的监管和秩序通通乱套,黄巾军的各地祸害也客观逼迫各地士族豪强们整军自卫,各地士族以及强宗大族开始迅速自我豪族化演变。
中央彻底限制不住地方了!
“众爱卿,可有平叛人选?”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其实,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极好的平叛人选——河间王刘寒。
但随着党锢解除,士族重返中央,气势正盛,所有人都选择性忽略了他,有人开口,那他就会成为所有士族的敌人。
黄巾贼,在士族眼中,就是重返朝堂,拥有话语权的战功,怎么可能允许宗亲染指?
世家大族,实际上对黄巾军秉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黄巾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挑战皇权。
只是,张角想着推翻汉室,而士族想着解除党锢,恢复昔日荣光。
身为皇帝,刘宏当然能猜到他们的猫腻儿,但局势已不容自己有旁的选择,只能破罐子破摔,“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说实话,皇家就是最大的士族,但一旦成为最大的那个,便和其他的士族有着天然的、绝对的利益冲突。
桓帝、灵帝发动党锢,就是因为“清流士大夫”之流垄断了帝国的人事权,对皇权威胁巨大。
汉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是察举,主要考察人才的道德表现,以及对于经典的理解。一方面世家大族有足够的资源,让自家孩子做出夸张的孝顺廉洁的行为,再传播得路人皆知;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经卷传家,能给与自己的孩子优渥的教育资源。
有的大族甚至垄断了某一部经典的解释权,比如汝南袁氏专攻《孟氏易》,弘农杨氏把持着《尚书》的解释权。再加上人情猫腻,你家的孩子我推荐,我家的孩子伱推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官职虽然名以上不可世袭,但实际上已经被某些家庭垄断了。
不仅是人事权的垄断,这些清流名士还开始以对抗皇帝为荣,以反对皇权来做作身价,赢得一片叫好。许多官员的官声都要靠清流名士来评定,他们也被裹挟着要以触怒皇帝来抬高身价。这就让皇帝非常反感。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清流士大夫”垄断了帝国的财权。
当年,光武帝刘秀想要清查天下的户口与土地,但是官员一派出去就会遭遇山贼、土匪,最终不了了之。
这背后就是世家大族在捣鬼。
东汉的农耕经济比西汉发达,但随着大族藏匿户口,帝国财政每每捉襟见肘。
当边塞吃紧时,东汉政府很难像汉武帝时期那样,能集合全国的财力物力发动战争。
除了政府财政紧张,皇帝的私人用度也被缩减。
全国的盐铁营收本来应该充入少府,成为皇帝的内帑。但东汉第三代皇帝后,皇权不振,连国家盐铁专营都维持不下去了。(东汉享有国祚196年,历经14位皇帝,可只有建国之后的头3位皇帝能做到政由己出;后世之君,要么荒淫无道,要么受人控制,要么短折夭亡。)
这部分利益也都被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拿走了。这些人用挖帝国墙角的方式获得财力,用以收敛流民,广布恩德,组织私人武装,形成坞堡自守,俨然成为地方上的小皇帝。
为了夺回人事权和财权,皇帝只有重用宦官、打击士人、卖官鬻爵。
重用宦官,是因为在皇帝看来,他们与自己的利益绑定,值得信任,可以替皇帝顶雷背锅。
打击士人有两招,一个是通过党锢,封杀其仕途;另一个就是放纵宦官亲属横行地方,抢夺大族的田地和人口,然后和皇帝分红。
卖官鬻爵,自然就是夺回人事权和财权的另一手段了。
但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那啥,我26号有考试,等考完接着三更,这两章主要是对时局的分析,接下来的章节内容上我准备彻底放飞了,喜欢刘备的同志、孙权的同志,可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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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七,皇帝班诏,大赦天下党人,令各地流民都回到原籍并不予追究,只有张角兄弟不予赦免。
然而,若要让皇帝出钱出马,即便他富有四海也感到肉疼。于是皇帝又下诏,让公卿大臣们贡献马匹和兵器,推举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子弟或官吏百姓,共御黄巾叛乱。
皇帝,最终还是向士族妥协了。
如果桓帝不死,第一次党锢之祸处理二百多人后士族集团和皇权会再次归于平衡,东汉这架破车也许还能再坚持个几十年。
但随着他死后,士族集团在皇权角逐战中整体被打倒,宦官子弟和各种关系户们开始下放到地方,东汉政权在财政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吏治”彻底崩塌掉了。
越来越多的阉党开始变成妖魔鬼怪下放到地方,然后开始了涸泽而渔的横征暴敛。
每到王朝末年,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个腐败问题,甚至会形成一套明码标价的潜规则。
自打党锢之祸士族集团被宦官集团彻底打倒后,东汉这架老爷车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不仅仅是宦官子弟们开始横行天下,更重要的是,钱成为了评价进步的唯一标准。
士族集团在的时候,所有的官僚体系是错综复杂但又井井有条的。整个官僚体系会进行非常综合的评价与排名,总体来讲,由于士族集团有家底,有未来,往往就会比较规矩,不会涸泽而渔。相反谁要是敢破坏士族集团的规矩,谁就会被整个士族圈子所不容,仕途堪忧,回老家也会受排挤,甚至会被扫出这个圈儿。
但是到了太监这,规矩就变了。太监们在未来的论资排辈上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他们因此不会看重官场上的潜规则,再加上由于天天在皇帝边上,身边更是阴险毒辣到极致的“刑余之人”,所以太监们普遍是“短视”的。
党锢之祸后,士族就已经开始有转化回豪族的趋势了。
因为仕途和仕途所带来的稳定地方分红都已经不存在了。
各地的士族已经开始利用祖祖辈辈的积淀和强大经济实力开始囤积土地,吸纳人口。
但是,由于士族是突然间失去社会资源和垄断地位的,重新在中央和地方上当权的往往又对他们并不友好所以时刻警惕与防备,所以这个进程进展的很慢。
但是黄巾之乱,给了士族重返中央的机会,因为乱局使得各地的监管和秩序通通乱套,黄巾军的各地祸害也客观逼迫各地士族豪强们整军自卫,各地士族以及强宗大族开始迅速自我豪族化演变。
中央彻底限制不住地方了!
“众爱卿,可有平叛人选?”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其实,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极好的平叛人选——河间王刘寒。
但随着党锢解除,士族重返中央,气势正盛,所有人都选择性忽略了他,有人开口,那他就会成为所有士族的敌人。
黄巾贼,在士族眼中,就是重返朝堂,拥有话语权的战功,怎么可能允许宗亲染指?
世家大族,实际上对黄巾军秉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黄巾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挑战皇权。
只是,张角想着推翻汉室,而士族想着解除党锢,恢复昔日荣光。
身为皇帝,刘宏当然能猜到他们的猫腻儿,但局势已不容自己有旁的选择,只能破罐子破摔,“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说实话,皇家就是最大的士族,但一旦成为最大的那个,便和其他的士族有着天然的、绝对的利益冲突。
桓帝、灵帝发动党锢,就是因为“清流士大夫”之流垄断了帝国的人事权,对皇权威胁巨大。
汉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是察举,主要考察人才的道德表现,以及对于经典的理解。一方面世家大族有足够的资源,让自家孩子做出夸张的孝顺廉洁的行为,再传播得路人皆知;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经卷传家,能给与自己的孩子优渥的教育资源。
有的大族甚至垄断了某一部经典的解释权,比如汝南袁氏专攻《孟氏易》,弘农杨氏把持着《尚书》的解释权。再加上人情猫腻,你家的孩子我推荐,我家的孩子伱推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官职虽然名以上不可世袭,但实际上已经被某些家庭垄断了。
不仅是人事权的垄断,这些清流名士还开始以对抗皇帝为荣,以反对皇权来做作身价,赢得一片叫好。许多官员的官声都要靠清流名士来评定,他们也被裹挟着要以触怒皇帝来抬高身价。这就让皇帝非常反感。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清流士大夫”垄断了帝国的财权。
当年,光武帝刘秀想要清查天下的户口与土地,但是官员一派出去就会遭遇山贼、土匪,最终不了了之。
这背后就是世家大族在捣鬼。
东汉的农耕经济比西汉发达,但随着大族藏匿户口,帝国财政每每捉襟见肘。
当边塞吃紧时,东汉政府很难像汉武帝时期那样,能集合全国的财力物力发动战争。
除了政府财政紧张,皇帝的私人用度也被缩减。
全国的盐铁营收本来应该充入少府,成为皇帝的内帑。但东汉第三代皇帝后,皇权不振,连国家盐铁专营都维持不下去了。(东汉享有国祚196年,历经14位皇帝,可只有建国之后的头3位皇帝能做到政由己出;后世之君,要么荒淫无道,要么受人控制,要么短折夭亡。)
这部分利益也都被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拿走了。这些人用挖帝国墙角的方式获得财力,用以收敛流民,广布恩德,组织私人武装,形成坞堡自守,俨然成为地方上的小皇帝。
为了夺回人事权和财权,皇帝只有重用宦官、打击士人、卖官鬻爵。
重用宦官,是因为在皇帝看来,他们与自己的利益绑定,值得信任,可以替皇帝顶雷背锅。
打击士人有两招,一个是通过党锢,封杀其仕途;另一个就是放纵宦官亲属横行地方,抢夺大族的田地和人口,然后和皇帝分红。
卖官鬻爵,自然就是夺回人事权和财权的另一手段了。
但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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